当日本“饮食文化”遭遇“鱼类麻烦”

      民间组织和活跃人士是最让日本人头疼的对手，它们不仅阻拦、骚扰日本捕鲸船，而且拍出像《海豚湾》这样的获奖纪录片，使日本备感国际舆论的重压。鱼类是日本料理文化的核心元素，但过度捕杀已经让日本付出了高昂的环境和外交代价，这一代价也许很快会达到明显很不划算的地步。

　　第一个说“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的那位老兄，显然低估了人类的繁衍速度、胃口和能耐。处在食物链最高端、杂食性且善用工具的人类，有能力砍光地球上的每一棵树木，灭绝几乎每一个物种。在今天，你教会一个人捕鱼，他很难指望再受用终身，顶多只够吃几十年—更确切地说，是38 年。

　　提出这一时间表的，是2006 年11月号的美国《科学》杂志。那篇研究报告预言：到2048 年，90% 的可食用海洋鱼类和贝类将会灭绝；就在报告发表之时，已经有29% 的鱼类不复存在了。
　　大自然的游戏规则奈何不了人类，好在人类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破坏力，开始制定法则来自我约束。但正如有《京都议定书》就有“气候怀疑派”一样，濒危海洋动物的国际禁捕公约自然不乏挑战者，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以海鲜美食著称的日本。

    “当代白求恩”成了日本“政治犯”

　　近几年日本屡屡惹出“鱼类麻烦”，一是对鲸类和海豚的直接捕杀，二是对地中海和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需求，导致这一种群数量比50 年前锐减了四分之三。在3 月下旬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多哈会议上，日本通过拉拢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打败了针对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贸易新禁令。
　　这些麻烦使日本既在国际组织和政府层面饱受抨击，在民间层面也惹恼了海洋动物保护组织，尤其是靠近日本捕鲸猎场—南极海域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此类组织，包括总部设在塔斯马尼亚的“海洋守护者保护协会”（Sea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
　　事实证明，这些民间组织和活跃人士是最让人头疼的对手，它们不仅阻拦、骚扰日本捕鲸船，而且拍摄出像《海豚湾》这样的获奖纪录片，使日本备感国际舆论的重压。
　　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南极捕鲸季节期间，“海洋守护者”派船只天天都在海上跟6 艘日本捕鲸船过不去—拦截去路、用绳索纠缠螺旋桨、投掷臭黄油瓶等等；日方则回敬以高压水炮和冲撞。今年1月6 日，排水量仅16 吨的“阿迪·吉尔”号抗议船被500 吨的日本捕鲸船“第二昭南丸”撞成两截并沉没。2 月15 日，前者44 岁的新西兰船长皮特·白求恩（Peter Bethune）乘摩托艇强行登上“第二昭南丸”，要求对方船长赔偿300 万美元的沉船损失，结果反被日本船员制服并扣押。
　　3 月12 日，捕鲸船队返回东京，白求恩被移交日本海上保安厅逮捕。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赤松广隆声称，白的做法是“无法容忍的违法举动”；外相冈田克也也指责，“‘海洋守护者’用极其危险的手段，干涉了我国的鲸研究项目。”“海洋守护者”负责人保罗·沃登则指出，白求恩“在日本可能被当作罪犯，但在澳新却是个英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政府也声援“海洋守护者”，扬言说如果日本在下一季节继续捕鲸，就要把日本告上国际法庭。
　　4 月2 日，白求恩被判犯有侵入、袭击、非法拥有刀具、毁坏财产和阻碍商业活动罪，面临最长18 年的刑期。“海洋守护者”称这些罪名都是荒谬的，并表示白求恩实为“政治犯”。
　　尽管1986 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禁止商业捕鲸，但允许一定数量的科研用捕鲸。日本正是以科研的名义，每年在南极海域鲸类保护区猎杀近千头鲸，其中多数为抹香鲸。

    《海豚湾》：在日本放映和拍摄一样艰难

　　就在白求恩被解押回东京的同时，去年公映的美国纪录片《海豚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影片讲的是“一个隐藏着重大秘密的小镇”—日本和歌山县的太地町，拍摄者突破重重围堵阻挠，费尽艰辛地安放隐蔽摄像机，悄悄拍下了当地每年对海豚的血腥屠戮。在影片中，当地渔民利用海豚对声音极其敏感的特点，通过敲击长棒制造噪音墙，将迁徙过境的海豚和其他鲸类赶进海湾，用大网围困起来。除了被水族馆买家挑走的表演用海豚（每只售价可达15 万美元）之外，剩下的悉数被捅死，被海豚鲜血染得通红的海湾令人触目惊心。这幕惨剧每年9 月至次年3 月间不断上演。
　　太地町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水族馆海豚的供应地，也是第一大的海豚肉来源地。由于海豚肉水银含量太高，消费者不敢吃，这些肉被冒充鲸肉在日本其他地方出售。
　　可想而知，《海豚湾》在日本遭到很多电影院封杀，获奖前仅在驻日外国记者协会和2009 年10 月的东京电影节上放映过。
　　当时针对一些日本媒体指责影片是在贬损日本人的说法，该片导演路易·普西霍约斯的回应是：“这其实是（给日本人民的）一封情书：我是向你们提供日本政府不肯给你们的信息。”他称赞东京电影节放映该片是“勇敢之举”，认为这与去年8 月30 日民主党打败自民党胜选上台有关；“换成3 个月前，要上映这部电影是不可能的”，并承诺愿把影片在日本放映的利润，全部捐给答应不再捕杀海豚的太地渔民。
　　据日本媒体报道，观众中一位32岁的东京主妇认为：“这部电影涉及了一个艰难话题。我只能说，应当立即制止猎杀海豚。但我觉得这并不容易，因为太地民众的生计有赖于此。”
　　一位21岁的东京女大学生对杀戮场景相当惊骇，但认为电影中的客观资料不够充足，也缺少当地民众的声音。另一位42 岁的男性白领则反驳：“西方人不也宰杀牛羊么？为什么海豚就不行？这种双重标准无法引起很多日本人的共鸣。我们必须吃动物才能生存。这是一种文化冲突。”

      吃鲸肉是传统文化，还是集团利益？

　　这种回应外国批评日本捕杀鲸鱼和海豚的方式在日本相当典型：即批评只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对日本传统生活方式的攻击。问题是，牛羊并非濒危动物，且易于大量人工饲养。另外，它们在情感智力上也明显远不如鲸类。
　　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的大规模远洋捕鲸业，就是在美国人的鼓励下才出现的：二战后，由于穷困的日本人普遍挨饿，占领军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于是提倡吃鲸肉，因为这是一种廉价的蛋白质来源。
　　实际上，对于费嚼且油腻的鲸鱼或海豚肉，喜欢吃的日本人并不多。除了像和田、太地町等有捕鲸传统的渔村（它们的数量正在日益减少），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没有吃鲸肉的习惯。千百万都市人这辈子从未尝过鲸肉的滋味，也没有这样的欲望。
　　据2008 年的一项民调，95% 的日本人从未吃过或者只是偶尔吃鲸肉；目前人均鲸肉消费量不超过4 块生鱼片，年鲸肉供应量也只有40 年前的2%。东京不乏以寿司、河豚和鳗鱼料理著称的名店，却没有任何《米其林美食指南》推荐的星级鲸肉餐厅。连太地町政府也已经将海豚肉从当地中小学的午餐菜色中除去，因为当地一些议员指出，吃这种肉会导致中小学生摄入过多水银。
　　相对于在寿司和生鱼片中经常充当主角、几乎人人都爱吃的金枪鱼，鲸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朝日新闻》曾评论说，不应过于以饮食文化为由，来为捕鲸辩护；“现在的情况是：那些吃其他动物肉的人，批评吃鲸肉过于残忍；而实际上甚少吃鲸肉的日本人却声称，这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很古怪的现象。”
　　著有《日本捕鲸业：权力政治与外交》一书的札幌酪农学园大学环境学教授森川润，是公开挑战“鲸肉文化传统说”的少数日本人之一。他指出，捕鲸业实际上一直赔钱，但它一直在进行有利于该行业的宣传，操纵公共舆论，使人们误以为吃鲸肉是日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代表沿海村镇的渔业厅官僚和政治家，是这个行业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有如一个渔业部落，这一掌权的精英小集团主宰着日本捕鲸政策的决定、执行和评估”。
　　森川期望民主党政府能考虑终结“科研捕鲸”的做法，至少就此问题激起公众的辩论。而一旦辩论展开，捕鲸业利益集团必输无疑，因为“日本年轻人宁愿观赏鲸鱼，而不是吃掉它们”。日本人口只占世界的2%，鱼肉消费量却占到全球的10%。鱼类是日本料理文化的核心元素，对日本人的健康长寿也功不可没，但对部分海洋动物的过度捕杀已经让日本付出了高昂的环境和外交代价。这一代价也许很快就会达到明显很不划算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