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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r前副总裁Niels Alsted
丹麦饲料巨头BioMar前副总裁Niels Alsted就中国水产养殖业的转型发表了一些观点。
文：Neil Ramsden
译：胡路怡
2019年1月，欧洲最大的水产饲料企业BioMar集团副总裁Niels Alsted先生在完成了45年水产事业职业生涯后，正式宣布退休。
在海外，Alsted先生在水产养殖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丹麦BioMar公司任职32年，负责过BioMar公司的研发、采购、食品安全和商业关系等领域的相关工作，被同行誉为“Mr Aquaculture(水产养殖先生)”。
2015年，Alsted先生代表BioMar公司来到中国，与通威股份签约组建合资企业，即“通威Biomar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此外，Alsted先生还担任欧洲饲料制造商联合会(FEFAC)水产饲料首席委员、海洋原料组织(IFFO)董事会成员等职位。
UCN有幸采访了Niels Alsted先生，就当前水产养殖业的状况与未来前景问题发表了他的一些看法。
“就水产养殖业目前的现状，我认为我们的产量受到传统养殖模式的限制，如果你不懂得处理水质、收集粪便、预防疾病，你很难再想通过提升养殖密度来增加产量。以三文鱼的养殖为例，未来产量必须依靠全新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有钱的大公司开始投资深远海养殖。”
“挪威人很聪明，他们懂得从海洋油气产业汲取技术经验开发远海网箱，我认为远海养殖应是未来产业的一大方向。不过，远海养殖失败的成本会很高，如果你一开始不能获取正确的思路方法，那你就必须非常小心了。”
挪威Nordlaks HavFarm远海养殖工船
“另一个未来养殖的趋势是陆基循环水(RAS)。如果跟近海网箱养殖比成本，RAS没有任何优势，但是，如果消费端下游能配备优秀的物流系统，情况将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在美国和中国，越新鲜的三文鱼越能博取消费者的喜爱，并卖出更高溢价。”
“在传统的三文鱼养殖国，RAS系统往往都用于三文鱼苗的培育。在RAS里将三文鱼苗养到一公斤规格再放到海洋网箱中继续养殖，可以很好地降低死亡率风险。回想起过去，当RAS第一次应用到水产养殖业时，人们总持着怀疑的态度。而结果证明，RAS能用且有效，这就是科学技术，但却不是火箭科技。”
“直到现在，投资RAS的成本依仍旧高昂，初期失败的风险依然存在。我们看到一些企业愿意往这个方向发展，但规模都不算大，在RAS这条路上我们也是刚刚开始摸索。”
Mowi加拿大三文鱼RAS种苗厂
关注中国养殖业转型
过去一段时间，Alsted先生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养殖业，这片神秘的土地激发起他很大的兴趣。
“我观察中国已有一段时间了，有些实践方面的东西的确需要改进。”Alsted说，“在中国，饲料技术并不是决定养殖业(成败)的关键因素，水质才是。增氧原理、病原处理、化学药品使用，这些才是真正需要在淡水养殖领域普及推广的知识。”
“要维持养殖生产，你就必须知道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改变一些旧的养殖习惯很有必要。”
“中西方的水产养殖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在西方世界，新技术意味着创造新机遇;而在亚洲国家，你更应该懂得如何从其他地方总结实践经验，运用到自己身上。”
“教育、法律框架、许可证分配系统，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最好的样板是丹麦法罗群岛，你能从那儿看到当今世界最有效的养殖管理方法，法罗群岛的三文鱼产业利润率很高，不仅仅是因为价格(高)，还归功于养殖成本低。”
“优秀的管理系统并不意味着要减少养殖户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强大高效的顶层设计。我在中国待了一年，参观了很多养殖场，感觉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顶层结构。”
“中国想做一件事，总能很快地落实。如果中国养殖业彻底改变，它的潜力将是巨大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更少的土地生产更多的鱼。中国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框架和执行力。”
“为了落实现代化发展战略，2018年中国启动了规模浩大的水产养殖整改运动，很多不环保的养殖场都被关停了。”Alsted说，“养殖场关闭，淡水养殖业受到了很大影响，业开始反思：我们能不能用更智能更高效的方法搞养殖?”
“我认为，中国迟早会完成养殖业转型，不过是时间的问题。”Alsted说。
通威股份与丹麦Biomar公司签订合资协议
饲料企业引领产业发展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一家以水产养殖业为核心的企业，引领产业发展。有些公司在搞工厂化养殖示范基地，但大部分都是饲料厂商在试图引导行业发展，这个情况与欧洲养殖业初期的如出一辙。”
“一开始，饲料企业向小型养殖户提供生产建议，但后来，三文鱼养殖企业不断壮大，最终发展为国际大公司，规模甚至超过了饲料厂。”Alsted说，“中国的生产模式依然以小家庭为单位，很多人还在凭经验养殖，缺乏水化学的知识。这些传统经验有时会有效，但却不能使产业进步。”
“另外，中国的土地也不是私人所有，这就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长期投资。很多人担心政策朝令夕改，缺少长期的保障。”Alsted说，“这就是我所说的框架问题，这方面中国需要发展完善。”
“我对中国仍然充满了信心，中国人善于适应(政策)，我们已看到了很多深远海养殖项目在中国落地，这些项目一定花了不少钱。”Alsted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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