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的镀金时代

所罗门群岛的金枪鱼船。

每天，成千上万公斤的鲑鱼经由美国西雅图的派克市场流通，这些鱼大部分来自阿拉斯加州管理得当的水域。

如今，鱼儿根本没有活下来的机会。渔业加工船横行全世界，比如这艘从毛里塔尼亚出发的立陶宛拖网渔船，把数量庞大的鱼拖上甲板，并在航行途中将之冷冻起来。

　　快到黎明的时候，火奴鲁鲁港附近的海产峰会召开了。二十来号买家进入美国联合水产经销公司的仓库，为了抵御冷库里的严寒，他们在夏威夷衬衫外面套上了冬天穿的厚外套。他们打开翻盖手机，给在东京、洛杉矶、火奴鲁鲁(总归是昂贵的鱼不愁销路的地方)的客户打电话，然后开始等待。

　　没过多久，仓库朝海一面的巨大运货门滑开了，货板上的海产品阅兵式拉开了序幕。金枪鱼截面有车轮那么大；锯掉了尖喙的旗鱼和剑鱼，它们的尸体像死灰色的建筑钢梁一样堆放在一起；厚嘴唇的月鱼，眼睛大得像镶着金边的曲棍球。它们一一在大厅里就了位。

　　拍卖商从鱼身上挖下一条条的肉，作为展示样品，把肉摊开在鱼没了生气的白色肚皮上。买家们用手指触摸样品，试着从颜色、透明度、纹理和脂肪含量上分辨鱼肉的质量。随着手机里传来的指示，投标通过神秘的手势传达给拍卖师。等一轮拍卖结束，一张写着看不清字迹的小纸片就扔到鱼身上。鱼一条一条地拍卖出去，落到出价最高的投标人手里。就这样，太平洋中北部的海产便被全世界最富裕的一部分买家瓜分了。

　　每年海洋里被捕获的野生鱼类和贝类超过7790万吨——大致相当于全美国所有大人小孩体重总和的3倍。渔业管理人员把这种大规模捕捞所得的野生动物总量称作“世界渔获量”，还有很多人认为，过去10年里，渔业收成相对稳定。但根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渔业学家丹尼尔· 保利，和国家地理学会同僚昂里克· 萨拉联手进行的一项研究，世界渔获量既不稳定，在各国之间的分配也不平均。在这项名为“海产足迹”，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和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指明了他们认为拯救海洋必须采取的措施。

　　首先，他们希望这项研究能纠正一个常见的误解。在大众的想象里，衡量一个国家对海洋造成的冲击，要看它捕获了多少吨的鱼。但这种想象歪曲了各国对海洋生命的真正影响，或曰海产足迹。“关键在于，每一种鱼都是不同的，”保利说。“1公斤金枪鱼的足迹大约是1公斤沙丁鱼的100倍。”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金枪鱼是海洋生态系统中顶级的掠食者，也就是说，它们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个头最大的金枪鱼要吃不计其数的其他鱼类，包括鲭鱼等中级掠食者，中级掠食者以捕食鳀鱼等小鱼为生，小鱼又吃微小的浮游生物。为了存活下去，大型金枪鱼每10天就要吃下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也就是说，一条450公斤重的金枪鱼可能每年需要吃掉15000条较小的鱼。

　　世界各地的海洋生态系统都存在这种食物链，每一种系统下都有自己的顶级掠食者。任何一种大型鱼类——太平洋剑鱼、大西洋鲭鲨、阿拉斯加王鲑、智利鲈鱼——很可能要依赖食物链上的若干层生物为生。

　　为了准确地说明不同国家使用海洋资源的情况，“海产足迹”的研究人员需要找到一种办法来对捕获的各种鱼类进行比较。他们决定通过衡量某种鱼类生长1公斤体重所需的“初级生产量”——也就是处在海洋食物网最底层的微生物——来实现这一目的。比如说，蓝鳍金枪鱼每长出1公斤的肉大概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初级生产量”。

　　为评估各国对海洋的真正影响，研究团队不光要看某个国家捕鱼的情况，还要看这个国家人民吃鱼的情况。“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捕鱼获得初级生产量，也可以通过贸易来获取。”保利说，“获取具有重要性的初级生产量，是富裕国家的绝对特权。”

　　有钱的国家往往会购买很多鱼，而这些鱼里面又大部分是像金枪鱼这类的顶级掠食者。日本每年的渔获量不到500万吨，1996年到2006年间下降了29%。但日本每年要消费900万吨鱼，换算成初级生产量约为5.82亿吨。尽管平均而言，中国消费者吃的鱼一般比日本消费者要小，但中国庞大的人口导致其留下全世界最大的海产足迹：6.94亿吨初级生产量。美国人口多，国民又倾向于吃食物链上的顶级大鱼，排名第三：3.485亿吨初级生产量。而且，上述每个国家的海产足迹都呈增长趋势。保利提出，研究表明，这样的数量不光极其庞大，并且从根本上说也是不可持续的。

　　至于不可持续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可以参见为海产足迹项目工作的经济学家，维尔夫？斯沃茨汇编的全球海产贸易分析报告。如86页图所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人类的海洋初级生产量消费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进行捕鱼的海洋范围要小得多。但随着富裕国家对顶级掠食鱼类的需求越来越大，各国专属经济区(指从海岸线向外370海里的范围)的初级生产量已经满足不了它们。所以，为了让供应量保持恒定，甚至不断增长，各国的渔捞范围越来越大。

　　各国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洋区域，叫做“公海”。这些广阔的版图，是地球上最后的公有财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区域既不属于任何人，又属于全世界的所有人。自1950年以来，公海的捕鱼量已经翻了将近10倍，从160万吨达到了1300万吨上下。这些捕获量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高等级、高价值、有着庞大海产足迹的金枪鱼。

　　购买了大部分海产品的富裕国家实际上把公海私有化了。贫穷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参与竞买高价值的物种。要是穷国政府跟富国签订了捕鱼或贸易协定，前者的国民同样也会丧失有利地位。根据这些协定，本地产的鱼会销往海外，当地人是吃不到的——虽然可以说，他们对这些鱼的食用需求最大，也最具占有权。
　　尽管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超市中仍充斥着鱼肉，但“海产足迹”表明，这种丰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因为它依赖于两个令人忧心的现象：一，在公海里捕鱼的范围越来越广，把休耕的公地变成了过度开发的垄断渔场；二，穷国的海产被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抢走。
　　在人类对海产品需求的推动下，捕鱼船队驶入全世界每一处未经捕捞的公海渔场，如今已没有可开发的新领域。即便如此，还是不够。捕鱼产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快就会超过所有新老渔场的海产品供应量。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海洋里剩下的鱼已经几乎无法承受目前的疯狂捕捞攻势。事实上，该报告表明，就算全世界目前的渔船、鱼钩和渔网减去一半，捕的鱼还是过多。
　　然而，根据相同的数据，一些科学家得出的结论跟丹尼尔· 保利有所不同。华盛顿大学的渔业学家雷· 希尔伯恩，认为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丹尼尔喜欢展示一幅图表，告诉人们全世界60%到70%的鱼类资源遭到了过度捕捞，甚或彻底崩溃。”他说，“粮农组织的分析和我独立完成的研究则表明，这个数字更接近30%。”他还补充道，海产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全球捕鱼业的目标就是在不危害鱼群长期生存能力的前提下，将之完全开发利用。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正尝试饲养鲑鱼和金枪鱼等高等级掠食者，弥补世界日益增大的海产品缺口。此举有助于维持市场充足的假象，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饲养鱼种，都要靠小鱼的肉和油来喂养。这是海产足迹发挥作用的另一种形式。如果研究人员能计算出养殖场所消耗野生鱼类的生态价值，或许最终能够说明水产业的真实影响。
　　有了这类工具，或许能更方便决策者弄清各国从海里捕鱼的情况，以及这么做是否公平且具有可持续性。海产足迹这一全球性研究清楚地表明，富裕国家严重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如果维持目前状况，市场上的鱼很快就会减少。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富人们仍能享用鲑鱼、金枪鱼和箭鱼，但中产阶级会发现，他们能选择的海鲜种类大大减少，甚至完全失去吃海鲜的权利。
　　那么，海产足迹长远的潜在影响是什么呢？类似的想法能不能指导各国建立起保护协议，给每个国家规定海洋初级生产量的配额，一旦超出，就课以罚款并责令改正呢？
　　“那可真的太好了，对不对？”保利说。他指出，我们已经知道好几种能减少人类对海洋影响的办法：全世界的捕鱼船队减半；建立大规模的禁渔区；限制养殖场对野生鱼饲料的使用。遗憾的是，海产行业往往阻碍了改革之路。
　　海产足迹也能为消费者提供一条绕开障碍的路径，帮助人们维持海洋健康、丰裕的状态。如今有数十场号召对海产进行可持续性利用的运动，各方倡导者都建议我们食用海洋食物链上的低等级鱼类。这就包括购买饲养的非洲鲫鱼，不买鲑鱼，因为在养殖场里，非洲鲫鱼主要吃水草，较少吃鱼；选择用鱼笼捕到的黑鳕鱼，而不是用长线钓起来的智利鲈鱼，因为前者的捕捞过程害死的其他鱼种较少；不吃巨型掠食鱼类，如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因为它们的数量实在太稀少，再也经不起捕捞。
　　但问题是，环保人士说，海洋已经达到临界点。要想鱼群在将来的日子复苏、壮大，光是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还不够。保利和其他保护生物学家现在认为，建议必须变成强制执行的规定。他们说，要是条约给各国设立海产品消费目标，人民就可以要求政府履行职责，完成目标。类似的策略对保护陆地生态系统起到了很大作用，如限制皮毛或象牙贸易等。海洋也值得我们做出类似的努力。
　　“目前受保护的陆地面积占总数的12%，而受保护的海洋则不到1%，”昂里克· 萨拉补充说，“而且就这1%的海域里，只有极小一部分是完全受到保护的。”正因如此，国家地理学会与政府、企业、环保组织和公民协力促进海洋保护，减少全球渔业带来的影响。
　　说到底，不管是保利、萨拉，还是海产足迹研究项目组的其他成员，没人想破坏捕鱼业，消灭水产养殖，或是禁止人们吃鱼。他们想要改变的，只是捕鱼业的运作模式。他们希望让人们知道，现今捕鱼和养鱼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主张维持现状的人忽视了生态和经济后果。通过精确测量各国对海洋的影响，海产足迹或许能为有效变革奠定基础，让日益枯萎的海洋宝藏有了重建的可能。保利相信，这个过程，能让世界各国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公平地分享一片重新焕发生机后真正富饶的海洋，而不是在渔业崩溃之后，贪婪地争抢它残存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