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产养殖“抗药性”外因内因

前言：关于“抗药性”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把目光仅仅局限于水产养殖这一单一领域里，它关乎的不仅是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生活。早间看新闻多少也了解到一些关于人们滥用抗生素对于自身免疫与社会环境的破坏，当真将目光聚焦在这个话题的时候，还是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这使我本能的想到了数以亿计的孩子们，都说少年强则中国强，真不希望类似于抗药性这样的问题会影响到祖国的未来，可就在2015年4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为江苏、浙江、上海等地1000多位儿童进行的尿液检测显示近6成儿童尿液中含有抗生素。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西方国家的5—8倍，2013年全国抗生素使用量达16.2万吨，约占世界用量的一半。其中52%为兽用，48%为人用，超过5万吨抗生素被排放进水土环境中。在全国58个污染流域中，北方海河流域和南方珠江流域污染最为严重。如今人们是否还有“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的冲动？

抗药性问题不全在于“药”

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养殖老板在养殖过程中对于曾经一些“百试百灵”的水产药品渐渐地失去了耐心。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可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吗？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青霉素的问世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时至今日朝鲜仍在接受国际援助组织提供的青霉素以抗击国内肆虐的“结核病”。目前为止青霉素仍然是扁桃体炎，炭疽，破伤风，梅毒等疾病的首选药物，但因近三十多年来人们对抗生素随意而广泛的使用导致越来越多的细菌产生耐药性，青霉素对于人类的意义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的重要。我们不能说生产青霉素的厂家都偷工减料了，医学工作者开发一种新型抗生素需要10年的时间，而一代耐药菌的产生只需2年。显然，人类在这次与细菌的“时间赛跑”中位置有些尴尬。

水产养殖抗药性外因：

言归正传。伴随厄尔尼诺现象的愈演愈烈，北方地区持续干旱少雨，气温的不断攀升，盐度的持续走高，也加剧了池塘中藻类和弧菌的滋生。同样的药品，同样的用量，显然在这种环境下它所背负的使命更大了，压力也更大了。另外有些老板在养殖习惯上秉承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理念在投饵上毫无节制。缺乏防患意识，往往直到养殖中出现问题时才想到使用药物来解决，通常到了这个阶段只能增加使用甚至数倍于常规用药量的药物，过分依赖水产药品在水产养殖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如果脱离环境因素谈药效，对于水产药品而言真的有点儿勉为其难。再者解决方案较为单一，所有底质、水质问题都习惯用同一类型药物进行治疗。滥用药品，不仅增加养殖成本，而且还会陷入用量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不如定期预防，防患于无。

 
水产养殖抗药性内因：

现在池塘中的有害藻类越来越难杀了，近海藻类种群更迭频繁，甚至出现了很多以前不曾出现的藻类，这说明了水源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能够认可水体富营养化这个说法，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难解答。首先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人为因素就是农田化肥及农药的流失对于水体的污染，农药的毒性绝对不会小于水产药品对于养殖动物及海洋藻类的毒性。如果是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并能闯进池塘里的藻类，常规药物很难杀灭。尽管水产养殖废水排放并不是导致近海污染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仍要承担因所有因素形成的结果。仅仅是1头猪的污水排放量就相当于10个成年人排放的生活污水，那么一个养猪场或一个养鸡场所带来的水体污染不可小看。有些养殖老板喜欢用动物粪便进行池塘肥水，所有养殖动物粪便中都有抗生素残留，尽管不多但奈何不了天长地久。我们不妨将池塘水环境和近海水环境进行类比，在近海污染水环境中突围幸存下来的藻类，在进入池塘后便会“如鱼得水”，池塘中丰富的营养源促进了它们的大量繁殖。另一方面因池塘内部环境远不及近海水环境污染那么严重，所以有些藻类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对于常规消杀“视而不见”。

关于水产养殖抗药性的思考：

既然常规消杀药物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我们是否需要换位思考？微生物制剂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水产养殖领域中微生物制剂具有代谢旺盛，繁殖迅速且适应能力强等特点，在与一些藻类竞争营养过程中占据优势。（藻类繁殖需要阳光，大部分微生物制剂可以全天24小时进行繁殖）另外微生物制剂产酶及分解能力强，可以对池塘环境形成保护。和常规消杀药物相比，微生物制剂的应用更适合当代的水产养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