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水产人生存现状调查：投机心理害人害己

 

编者按： 
曾几何时，大量在全国甚至全球各地从事水产行业的浙江养殖群体，被称为中国水产养殖业的“标杆人群”。在中国水产养殖的发展史上，浙江群体无疑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如今，吸引无数浙江水产人“离乡背井”的经济收益已经不再丰厚。对于他们而言，水产养殖不仅不再是“一片坦途”，而且陷入了“山重水复”境地，甚至有些已经“穷途末路”。 

前不久有业内人士提出，“浙江人对水产行业发展的阻碍明显”。这一论调是否有失公允？这个庞大的养殖群体将走向何方？为此，《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记者特赴海南浙江水产人的养殖大本营——文昌，深入了解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风光不再  养成率低 
海南文昌的罗非鱼养殖户早年以本地人为主，他们利用海水养殖，成功率低，发病率高。2000年前后，浙江人开始大批涌入。由于资金与技术优势，浙江人手里的罗非鱼养成率接近90%。在行业蓬勃发展态势驱动下，2008年又有一大批浙江人进入大致坡、大圆桥地区。之后，浙江水产人占据了8成左右的罗非鱼养殖市场。 

2009年，罗非鱼链球菌病对整个华南地区形成巨大冲击，并逐渐蔓延至海南，大大降低了当地的罗非鱼养成率。虽然文昌地区养成率仍然很高，但是整体区域的养殖成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记者从当地渔政局获得的数据显示：2010年，海南文昌地区罗非鱼养成率尚为8成，2011年下降至7.5成，2012年仅为7成，2013年与2014年，这一数据都在6成上下波动。 
“浙江水产人的投机心理也害了他们。”浙江缙云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会有链球菌之类的一些新问题出现，但如果将传统的、已经有成熟经验的各种日常管理扎扎实实做好，养成率肯定会提高很多。但许多浙江人总想着赚快钱、赚大钱，不肯扎实做好日常管理，随随便便就想着扩大规模，或者换地方去养。增大养殖规模，管理也要跟上，否则就很容易出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在罗非鱼行情不景气的情况下，塘租始终居高不下。“文昌渔政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迫于高塘租，有的养户可能增加投苗密度，有的养户可能使用违禁药物，把养殖成功率建立在不断破坏环境、积压病害甚至影响食品安全的基础上，“罗非鱼磺胺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浙江养户”。 

捆绑池塘，绑架市场 
“对池塘过度地资本倾注影响着水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水产学会秘书长司徒建通认为。浙江虽属沿海，但土地并不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样平坦肥沃，耕地少，人口多，人均只有2-3分土地。因此，浙江人对土地的炒作闻名全国。不管是曾经的温州炒房团，还是近几年水产行业的炒塘，都不乏浙江人的身影。 

养殖户沈小敏来自浙江台州，1994年入粤从事“鱼鸭混养”，2004年经手下工人介绍来到海南从事罗非鱼养殖。“2004年，文昌就已经来了一大批浙江人，尤其2010年后，更是蜂拥而至。”沈小敏告诉《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记者。 

由于现在罗非鱼养成率降低，加上行情不好，浙江人开始陆续撤离海南。沈小敏可能也会成为其中之一，他的12口塘已经空了一半，准备将剩下6口塘的成鱼卖出以后就回家。采访现场除了沈小敏与记者，还有前来购买他鱼塘上货运三轮的本地人，平时沈小敏与工人就是用这架三轮拖饲料喂鱼。 

“干不动了，罗非鱼现在这个价位根本填补不了我一年的养殖成本。目前，成本里面占大头的是主要是饲料和塘租。对于养殖业来说，饲料占大头情理之中，但昂贵的塘租已经超出了我的成本负荷。塘租高就要逼着我加大养殖密度，多用抗生素防病害。所以，这几年水产养殖都陷入了一个怪圈：养得越多结果越差，养得越差越要多养。”沈小敏一脸气愤地向记者介绍，“鱼价低其实是小事，做生意哪有指望行情一直好，只赚不亏的？但最怕没现金流，除去两个大头开销后剩下的钱根本无法保证渔场正常运转，上次就是因为没钱交电费，拉了我的闸，增氧机开不了，你也应该知道这对于养鱼的是什么后果……”说完，沈小敏猛吸了一口烟。 

大量涌入的浙江人，迅速抬高了当地的土地租金。“现在文昌的房价才3000-4000元/平方米，而塘租却要4000-5000元/亩，有些甚至超过6000元/亩，塘租比房价还要高嘛。”前来购买三轮的本地人调侃道。 

2004年，沈小敏用手上40多万的本金加上贷款从浙江老乡余恭会手里租下了250多亩鱼塘。据沈小敏介绍，他从余恭会手里租塘时，想租10年，但对方一次只租给他5年，第一个五年沈小敏的租塘价格为1200元/亩，第二个五年就涨到了4300元/亩，仅塘租一项，就提高了近80万元。 

资本冲击下的群体矛盾 
余恭会属于不养鱼虾也不卖饲料的炒塘专业户，即所谓的 “二塘东”。随后，沈小敏恰好要找余恭会商量合同细则，记者便随行一并采访到了余恭会。 

早在1998年的时候，余恭会就来到了海南，那时候罗非鱼养殖刚刚兴起。“本来一开始我是打算自己养的，后面看涌入的浙江人越来越多，才萌生出了倒腾池塘的想法。我当时筹集了60多万资金加上200万贷款，从政府手里承包了一块800多亩的土地，年限为25年，后来分批转租出去了。我们这么多资本投入进来，肯定要得到回报啊，光靠养鱼不能达到高回报，所以炒塘成为了一个增长点，这也不是哪个人能左右的，是大资本投入的体现。” 

超强的民间融资能力和议价能力，让浙江水产人容易获取优惠条件，从而挤压上下游企业（苗种、饲料、鱼药）的利润空间，致使上下游微利甚至无利，而其自身则实现快速的扩张。对此，文昌招商局人士向记者抱怨：“从某个角度讲，浙江人利用资本优势进行投资，虽然这样可以使行业迅速兴盛，但持续时间不长，短暂的急剧增长过后就出现长时间的萎靡不振甚至下滑，有浙江人大资本投入的行业都有这个特性。如果没有大体量资本冲击，这个行业虽然发展慢，但毕竟还是在一步一步前进，相比起来，来得更踏实稳健。” 

今年5月，浙江政府通过农信联社发放1亿低息贷款，专门扶持两广虾农和海南罗非鱼养殖户。通过各地养殖协会或渔业合作社担保，每亩可贷款2000元，规模达到250亩以上的养殖场，最高可贷款50万元。然而，这一系列“大动作”却并没有带动浙江养殖群体的集体“回暖”。 

詹访富是海南大致坡地区的浙江罗非鱼养殖户，在该地区具有一定威望。同时，他是2015年初“海南停料事件”的幕后组织者。当《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记者问及其“1亿低息贷款”的消息时，他表示，“是知道，但又如何呢？我们要么根本贷不到，要么只能贷到高利息的。政府支持海南的这部分贷款，都被超大投资户们把持着，我们‘小户’哪里享受得到？他们拿下贷款又继续扩大规模，不断的滚雪球，后来的养殖户都要从他们手里租塘。所以，弄得后来的养殖户怨声载道，新鲜血液变得越来越少。” 

除了政府资本扶持收效甚微以外，浙江水产人的行业议价能力也在减弱，因为饲料行业中的赊销现象正逐步被现金流取代，现金交易的议价空间比赊销小很多。“一般赊销比现金要贵700-800元/吨，风险很大。”饲料经销商马治秋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治秋坦承，现在他手上一大半客户的饲料都是赊欠的。“我把老乡介绍到这里养罗非鱼，总要给他们支持。不光他们怕病害扩散和台风天，我也怕！每次听到有台风，我都睡不着觉。” 

2007年，马治秋经朋友介绍来到文昌，发现罗非鱼养殖发展得如火如荼，感觉有投资价值，于是做起了饲料经销，最好一年能销5000多吨，同时还承包不少滩涂，开挖池塘后转租出去。做饲料经销的头两年，马治秋收益巨大，但2009年后开始走下坡路，尤其罗非鱼链球菌病肆虐时，客户没鱼卖，马治秋也迟迟收不回饲料款。其中，还有2个客户跑路了。 

“不想再这样战战兢兢地做生意了，准备从明年开始，缩小赊销比例。”马治秋说，“如果用现金流，一年下来，不仅养殖户可以节约几万元成本，我们经销商的‘坏账’也会变少，也没什么风险。” 

亏也“跑路”，赚也“跑路” 
“有些浙江养户养亏了‘跑路’，甚至有些养成赚钱了也直接‘跑路’，我们无处追款，即使是老乡也很难找。”“有些浙江养殖户为了逃避欠款，人走后增氧机还开着……”这样的声音，在浙江养殖群体中出现得越来越多。 

在链球菌与低鱼价的双重侵袭之下，浙江水产人也受到沉重打击，逐渐走到发展瓶颈。他们之中有人迷茫，有人挣扎，甚至有人退出。在进进出出、大起大落的过程中，浙江人的信誉问题引发了不小非议。 

“我租塘不会租给浙江人。”张卫东是文昌本地的养殖大户，手中有700多亩的鱼塘，因为年事已高，他准备将一半的鱼塘用于出租。“他们都是‘外地人’，如果搞得不好，一走了之。即使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浙江人做生意还是讲信誉的，但谁都不敢冒这个险，我们村上已经发生过3例这种事情了。虽然现在苗种商、饲料商和机械公司都还是会赊给浙江人产品，但比例已经压缩。” 

张卫东还向记者爆料了去年某合作社打架事件。2014年海南遭遇台风后，该合作社向海口市政府申请了灾后补贴，补贴到账后，按亩缴纳会费的散户却没有拿到相应的补偿。散户不服，于是发生了严重的斗殴事件。“合作社不像企业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而更多的是带有‘团伙’气息。高不成，低不就，这是合作社的尴尬之境。”张卫东指出了合作社的弊端所在。 

曾经，“信誉”与“合作”是浙江水产人闯天下的闪亮名片，但现在已蒙有一丝灰迹。也许，只有摒弃浮躁、沉下心来，回归水产养殖的本质，回归商业的本质，浙江水产人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再次成为中国水产行业的亮丽“旗帜”。 

记者手记： 
浙江水产人的双重使命在《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的本次调查中，记者虽将观察重点放在浙江水产人的困境与局限上，但这一群体“勤劳、创新、团结”的开拓精神仍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借用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学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过程中完成了双重使命，一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就是建设性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与此类似，浙江人赴外搞水产养殖虽带有一定的掠夺性投资性质，但早期的大量资本投入，确实推动了水产行业的发展，改善了当地农业基础设施，提高了水产养殖技术水平（如咸淡水土塘养殖的开创），也拉动了各地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敢做敢拼，率先投身水产行业，不断影响着中国水产行业的格局和走势。无论浙江养殖户未来是否会销声匿迹，他们都曾是中国水产行业的“先锋”，这一点毋庸置疑。 
只是今非昔比。目前高投入、高产量、高扩张速度的运营模式，让浙江水产人骑虎难下。中国水产养殖与养殖群体是否能够走出一条更为良性的道路？不论如何，浙江水产人的探索历程，都能够作为最为典型的样本之一，值得全行业去镜鉴、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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