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养殖过程中发生病害到底应该找谁来治？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惠州92亩鱼塘一夜死鱼20万斤”、“湖北350万斤鮰鱼苗蹊跷死亡”、“四川××万斤鱼死亡”……进入水产养殖高峰期以来，各种死鱼事件频发，死鱼数字触目惊心。各大饲料企业、渔药企业、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纷纷第一时间赶到死鱼现场，寻求补救措施。在引发行业广泛帮助和关怀的同时，我们应当发现，现在很多养殖户对鱼病了解不多，药理知识也不清楚。 
　　 
　　值得全行业反思及警醒的是—— 
　　 
　　鱼病到底找谁来治？ 
　　 
　　在网络上，各大水产论坛中，总能看到养殖户在求救——“我家鱼病了”、“翻塘情况严重”、“谁来救救我的鱼”、“怎么控制发病率和死亡率”……每每听到养殖户因为水产病害死鱼，作为水产人，总会无比痛心。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水产养殖由于病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元。 
　　 
　　越来越频繁的病害暴发，使我们在痛心之余，不禁想问，养殖户的鱼生病了，到底找谁来治？ 
　　 
　　■执业兽医：缺乏制度维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于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第六章的动物诊疗中有明确的规定。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并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场所； 
　　 
　　(二）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执业兽医 
　　 
　　(三）有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兽医器械和设备； 
　　 
　　(四）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从《动物防疫法》中不难看出，有资格诊治鱼类疾病只能是两类人员：具有农业部认可其资质的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 
　　 
　　且看原农业部兽医局局长、现国家首席兽医师张仲秋对目前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现状的解读： 
　　 
　　首先，我国是养殖动物最多的国家，家畜存栏量超过20亿头，家禽有150-160亿只，同时也是世界上水产养殖第一大国。 
　　 
　　其次，我国高水平的兽医都在政府机关、科研院所，而临床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的学历层次都比较低，比如乡镇畜牧站工作人员，大专以上的只占51.6%，而村级防疫员中，大专以上的只占5.5%；同时兽医的职业行为也非常不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容易出现误诊误治，甚至是乱诊乱治。 
　　 
　　第三，我国的兽医工作机构和人力资源管理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特别是基层的兽医机构和队伍，历史遗留问题特别多，地方财政压力很大，尤其在中、西部地区矛盾较为突出。 
　　 
　　正是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才要建立官方兽医体制。 
　　 
　　“在公众的视野中，对兽医职业还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国家前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在首届兽医大会上如是说。他希望以后“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公开认证的方式，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不断强化职业特征，提升社会形象，提高社会的认可度”。 
　　 
　　对此，农业部调整的核心是：把执业兽医作为一个准入门槛。“比如兽药企业的销售人员将来必须凭注册的执业兽医师开的处方向养殖场推销；比如很多地方畜牧系统甚至提议，禁止兽药企业的业务人员直接对养殖企业销售。”张仲秋解释。 
　　 
　　2005年，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5号）中，第一次提出“要逐步推行执业兽医制度”。随后，在2008年实施的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中，明确提出“国家实行执业兽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把执业兽医制度确定下来。农业部高度重视执业兽医制度建设，颁布实施了《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和《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张仲秋表示：“总的来看，我国执业兽医制度建设已起步，执业兽医行业准入已开始实践。但与执业医师、律师、注册会计师等执业制度相比，其社会影响面还很小，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执业兽医，更谈不上知名度了。这两年考试期间很多人问，这个考试与职业技能鉴定是不是一码事？甚至有的人以为，这和一般的培训班考试差不多吧？还有很多人对实行执业兽医制度不以为然，认为不搞也没什么。” 
　　 
　　尽管执业兽医在我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水产养殖领域，距离成为养殖户的鱼生病之后的看病首选还很远。 
　　 
　　■专家学者：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做水产病害的人都是当神仙的！” 
　　 
　　——针对行业内相关专家、机构的“不作为”现象，我国知名的鱼病专家陈昌福教授如果是说，国土面积甚小的日本都在做病原性排查，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却什么也不做，希望相关工作尽快开展。 
　　 
　　在江苏射阳黄沙港鲫鱼集中养殖区，记者采访了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知名鱼病专家陈昌福。 
　　 
　　据了解，为深入研究鲫鱼鳃出血病，他还在此建立了鱼病防控实验室。 
　　 
　　陈昌福认为，大面积死鱼的现象其实在各地不断上演，只是过去媒体关注过少。以黄沙港地区为例，自2009年以来，每到鲫鱼鳃出血病暴发的季节，每天仅从黄沙港养殖区拖出去的死鱼就高达30万斤。 
　　 
　　陈昌福向记者分析了目前鱼病高暴发的背景。 
　　 
　　首先，当前中国的大地上没有受到污染的水源已经不多了；其次，养殖鱼类长期被迫食用缺乏某些营养（即使是属于微量元素）的饲料；第三，鱼类苗种质量的急剧退化，其表现之一就是抗病力越来越差；第四，我国的水产用药不达标准；第五，我国从事水产养殖业人员素质不高。 
　　 
　　综上所述，陈昌福认为在没有好水、没有好食、没有好种、没有好药、没有能人的前提下，要保证我国的水产养殖鱼类不生病，几乎是不可能的。 
　　 
　　陈昌福同时强调，在研究层面上没有向水产养殖业者提供在养殖生产上可以操作的、实用性强的防控技术与方法；在管理层面上没有行之有效的管控措施，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管理仅停留于空喊“科学用药”的口号上，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的；在使用层面上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基本上对水产用药的使用是无序的。而在中国现实情形下，这些问题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如果养殖鱼类确已发生疾病，养殖户找任何人都没有实际意义了。”当记者问及鱼病该找谁来治时，陈昌福的回答有些尖锐。他表示，即使养殖业者找到了执业兽医、相关专家、教授，也可能还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如果不能掌握病原微生物对各种药物的敏感性资料、没有掌握质量可靠的药物，具有执业兽医、专家、教授等各种头衔的人，其防控鱼类疾病的能力可能还不如水产养殖业者自己。如果这些人诚实的话，面对鱼类疾病就一定会束手无策，如果他们不诚实的话，就一定是再次充当‘神仙’。” 
　　 
　　陈昌福就此特别解释：“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学富五车的医生，能否治愈患者的疾病并不完全决定于他的学识和专业技术水平的，而是需要有很多外部条件的。譬如这个医生一定需要有准确、可靠的身体检查结果；还需要知道病原微生物对药物的敏感性；更需要有质量可靠的药物。而中国的执业兽医、乡村兽医以及专家、教授等，面对养殖鱼类的疾病，是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的。” 
　　 
　　■渔药企业：怎一个乱字了得 
　　 
　　2014年12月9日，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向广大水产经营者发出警示：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尤其是含有违禁药物，根据“两高”司法解释，可直接判刑。与其它农产品一样，水产品安全问题同样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政府部门针对水产品违禁药物残留进行大力打击，折射出当前水产养殖业中的“渔药”问题，正被逐渐放在“聚光灯”下。 
　　 
　　近日，记者从农业部获悉，经地方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立案调查，河南盛福隆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新乡柏杨牧业有限公司柏兰制药分公司等7家企业，存在未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生产兽药、在兽药产品中非法添加其它成分、未在批准的兽药GMP车间生产兽药以及生产的兽药质量不符合规定等一种或多种违法行为；广西灵威动物药业有限公司2014年通过提供虚假材料、样品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兽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农业部作出决定，吊销上述7家企业《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其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收回《兽药GMP证书》，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生产经营活动的处罚；撤销广西灵威动物药业有限公司2014年取得的氟苯尼考粉等16个产品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入行门槛低、原料来源参差不齐、药品保健品傻傻分不清楚。”据多位业内人士爆料，生产源头是渔药行业混乱的始作俑者。 
　　 
　　从类别上看，渔药属于兽药范畴，但其特有的应用对象和应用环境，又与兽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事实上，缺乏完备的游戏规则，让整个渔药生产行业处于 “鱼龙混杂”的阶段。而渔药生产源头产生乱象的直接原因，则源于“小作坊、小公司对于利润的贪婪追求”。 
　　 
　　随着水产品养殖质量和密度提高，对渔药需求量也不断提升，用药量增多，养殖户成本必然上涨。于是，“价廉物美”的渔药，成为养殖户的迫切需要。有了需求就有了利益，“物美”可以先放在一边，“价廉”往往成为许多小厂家、地下作坊的“核心竞争力”。大量“三无”产品、违禁药品，就此遍地开花。亦有部分实力或资质不够的生产厂家紧紧围绕“利益最大化”，在原料选用或渔药成分上做文章。 
　　 
　　成都市新津县水产养殖户老赵有20多亩鱼塘，主要进行鲢鱼、鲤鱼的混合分层养殖，市场好的时候会做一下鱼苗培育。“我养了这么多年的鱼，对于渔药的选用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有时候我比到塘头来推销渔药的还能讲，除此之外，我还是比较相信附近的养鱼能手和镇上卖饲料渔药的推荐。”说起对渔药的选用，老赵头头是道，“主要是做好水质的管控，鱼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生病的情况，就算买渔药回来进行治疗，也会受到损失。但是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有时候一批鱼全部死亡，除了赊销的饲料、渔药不能按时还款而外，一家人的生活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不过老赵说这种情况很少，在他身上还没有发生过，但他们村上有过这种情况发生。 
　　 
　　当记者问老赵自己鱼塘里的鱼是否安全时，他有些支吾，“这个东西全靠经验，要让我讲科学道理，我也讲不出来。不过我养的鱼肯定安全，平时我们自己也在吃。”随即当记者问老赵养的鱼在平时使用抗生素等药品是否考虑残留时，老赵很无奈：“其实我们是操心食品安全，关心国民健康，说不定哪天我们的饮食就是自己一手捏造的不合格产品，但是没办法。使用抗生素等药物是被迫的，我们养殖户希望厂家或者鱼病专家花大力气去研究、钻研养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疾病的渔药，而且还要把价格降下来。” 
　　 
　　经销商、养殖户从业素质不高，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在面对生存问题时，不得不周而复始地沿着老路“乱”下去。至于行业乱不乱，至于乱卖药、乱用药会不会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价格降下来、利润提上去”，让他们能生存。 
　　 
　　下一步，农业部将坚决贯彻落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综合治理农药兽药残留等问题，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的部署要求，不断加大兽药质量监管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动物源性食品安全： 
　　 
　　一是进一步强化兽药监督执法。 
　　 
　　二是进一步加强兽用抗菌药残留监控。 
　　 
　　三是进一步推进兽药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工作。 
　　 
　　四是进一步加强宣传培训工作。 
　　 
　　■企业＋互联网：高效的治病主体 
　　 
　　近期的几次死鱼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时间走到养殖户身边的，只有媒体和饲料企业。 
　　 
　　广东惠州20万斤鱼一夜死亡的事件在业内闹得沸沸扬扬。多种猜疑声一时四起，有人认为是蓄意投毒，也有人认为是天灾人祸。在各路声音争论不已之时，通威集团董事局刘汉元主席安排行业专家第一时间奔赴事发现场，仅用一天时间，就向大家揭开了谜团，更全力为损失惨重的养殖户进行帮扶。 
　　 
　　从惠州等死鱼事件中，饲料企业都成为了治病及后续补救行动的主体。就目前的形式看来，依托强大的售后及技术服务团队，也只有通威等行业龙头企业才能有这种魄力及效率。 
　　 
　　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通威于今年3月推出的网络交流平台——通心粉社区。通心粉社区详细地对水产行业的各个领域进行了版块划分，其中鱼病防治、行业聚焦、养殖模式、鱼价行情等版块人气十足，日均访问量达到30万以上。 
　　 
　　就在惠州死鱼事件暴发的当天，通心粉社区便对相关媒体报道进行了关注，论坛上迅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正是在同一时间，通威的刘汉元主席也在通心粉社区中关注到了这条消息。于是刘汉元主席立即组织力量前往现场，对养殖户的鱼塘进行救援。 
　　 
　　除此之外，通心粉社区上连续3天对死鱼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对死鱼事件的原因分析、专家指出解决措施、救急方式实施情况等进行持续关注，这不仅将信息进行了有效整合，让养殖户群体对新闻事件本身有了更系统、全面的了解，同样也为其他养殖户传授了最有效的技术知识。可以说，通威在拯救老张于困境之中的同时，也帮助了更多的养殖户朋友。 
　　 
　　有专家指出，死鱼事件暴发后，受损失的养殖户们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心。部分与水产养殖相关的大型企业还专门组织专家队伍，千里迢迢送帮扶对策上门；不少水产技术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养殖业者追寻死鱼发生的原因、提供应对技术与方法。虽然人们的这些热心举动已经无法弥补养殖户受到的因大量死鱼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来自水产业同行们的关心至少会让这些深受打击的水产养殖业者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让受伤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无论是饲料企业还是渔药生产企业关注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防控工作，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饲料企业和渔药企业如果是在其技术服务中，真心实意地位养殖业者排忧解难，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为养殖业者控制好水产动物疾病做好服务，这是值得尊敬的。同时，也有行业资深人士担忧如果只是将这样的“服务”当做争取饲料和渔药用户的招牌，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的话，就会成为问题。 
　　 
　　就当前我国水产养殖业病害防控环节来说，饲料企业充当了急先锋和救火队，一方面是利益驱动，另一方面饲料工业在整个养殖业上下链条中发育得最好，也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长远出发，国家在防疫防控层面、渔药企业在承担更大责任上以及养殖户提高自身素质、养殖技术等方面都要全面进步，才能真正有效防控水产品病害以及真正保证我们的水产养殖产出健康安全食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