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养殖可能遭遇的七项潜规则

    我们总结了规模养殖场可能遭遇的七项潜规则，供大家参考，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养殖场的时候注意这些问题，避免“天灾”的同时，也避开不必要的“人祸”。

    潜规则一： 租塘，先交“水费”
　　
    “现在塘很不好租啊”，在《农财宝典》记者近日的走访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给出了这样的表述。能租到合适的池塘，是建设养殖场的基础，然而其中门道甚多，看似“一手交钱，一手签合同”的交易，却也存在不少变数。
　　
　　只要有利益，就会吸引人。在各地农村池塘的发包过程中，往往存在某些人或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首次承包的权力，并从中获利。肇庆的养殖户陈先生介绍，曾经在一些村的鱼塘发包过程中，看到过这样的强势人物。“大家都把封好的标纸放在桌面上，他来了之后，用手把所有的标一下扫到地上去，再摆上自己的标，然后露出纹身或是伤疤，凶神恶煞地坐在一旁。”
　　
　　陈先生告诉记者，这一类人都是和当地的村干部有私下的利益往来，开出极低的价格包到鱼塘后，再转手发包牟利。惠州的养殖大户阿林也告诉记者，他在承包鱼塘的时候，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由于自己是外地人，他只能和这些强势人物交易。或许是为了避免“太出位”，有时也会按照当地普遍的行情成交，但需另缴一笔钱给对方，俗称“水费”。
　　
　　潜规则二：抢标，也经常出现
　　
　　“为了承包池塘，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同样在肇庆的养殖户阿强告诉了记者一些另外的门道。例如在鱼塘发包之前，照例应该四处贴出告示，有的人就会去撕掉。“他自己陪着贴告示的人，前面在贴，雇来的帮手就跟在后面撕。”阿强还透露了一个“打时间差”的细节，譬如某场招标会，开始时间是上午9点，可能公开通知的时间却是8点半，很多人按照通知时间来了，等一等看到没动静，都会去办自己的事情。而有个别人会在9点前几分钟准时赶到，这样在招标会开始时，很可能只有一个竞标者。接下来的动作就非常快了，报价、签约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大概十来分钟就完成所有手续。“当然，这种打时间差的方式也是投标人和发包方有利益往来，才能做成。”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工业不断发展，养殖水域不断减少，尤其是水源丰富、地势平坦的连片土地。即便是同样用作农业，也由于租金不高的原因，很多池塘被填平后用于花木种植等其它行当。虽然不断有新的地区被开挖用作水产养殖，但整体的趋势不会改变，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将日趋激烈。
　　
　　潜规则三：养鱼虾，也可能遭遇禁养区
　　
　　仅是租池塘，就有这许多讲究，现实却远不止这些。在广州花都的养殖户梁先生告诉记者，一般来说，承包鱼塘、尤其是离开家乡到外地，在决定承包前，就有很多事项应该注意。首先就是安全问题，包括该地方有没有洪水，鱼塘所在地是否属于基本农田等，尤其是承包土地自己开挖鱼塘的，在承包之前一定要调查清楚，上述这些地方几乎属于禁区，会导致血本无归。
　　
　　潜规则四：保护费，上门勒索只能就犯
　　
　　承包到鱼塘之后，可以开始安排生产了，但安全的问题仍然存在。陈先生介绍，在很多养殖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人，鱼塘在他们眼中，就是钱财的来路。在这些人中，比较“好对付”的是吸毒人员，这些都是“单个零散出现”，一般会跑到鱼塘找养殖户“借几百块钱”。陈先生说，这类人员一般都没有背后的势力，只要“比他更凶”，一般就不会再上门来要钱，最令人头疼的，是有组织的势力团伙。
　　
　　和畜禽类养殖场不同，水产养殖受到地势、水源的限制，在选择地址的时候就不可能仅考虑安全保卫的问题，更多的是集中在村落、道路、河流附近。这样一来，场地的养殖规模、人员数量甚至生产进度都很容易为人所知，带来了可乘之机。
　　
　　“早年，我们很多老乡离开老家来到广东养鱼，都碰到过这样那样的勒索，直接找上门来‘借钱’。”阿林告诉记者。“比如看你开车过来，就推个单车到路上，一碰到了单车，几个人就会冲上来要钱。”陈先生也说，这种有组织的团伙“很头疼”，一般来说都是交钱了事。
　　
　　看到这样的表述，不禁令人想起一个名词：保护费。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而且长期以来都存在。一般养殖户碰到这样的势力都会选择妥协，“如果惹了这些人，偷偷给你洒点农药，那样损失更惨。”
　　
　　潜规则五：编好关系网必不可少
　　
　　所谓事在人为，面对种种风险，养殖户虽然弱势，却也并非毫无办法。在阿强看来，各种交出去的“费用”虽然省不了，但怎样交、交给谁却也有讲究。
　　
　　“这方面打点的钱是少不了，但不同的方式结果也不同。”阿强说，他所知道的“费用”可以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忍气吞声，人家要求多少就给多少，虽然钱交了出去，也能保得一年平安，但这不是理想的方式。“这样做的话，人家还会继续找上门来，说话也没有底气。”阿强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他瞄准的对象是当地的村干部和派出所成员。
　　
　　阿强认为，在一个地方“混”，应该多想办法去认识派出所的人，先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以后多多请客，再时不时搞一些东西送礼，经过一番功夫下来，如果有人来自己的鱼塘生事，就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了。阿强说，这样公关下来，一年到头也花不少钱，但是别人都知道自己有关系有门路，不是容易欺负的。“这样花钱更有面子，更有底气。”
　　
　　在江门的老王和阿林一样，都来自浙江，他们不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还重视了更多关系的经营。例如附近村子里的老人和儿童，逢年过节都发红包、送礼物。“容易来惹事的都是年轻人，把老人和儿童的关系做好了，他们会影响自己的家里人。”
　　
　　潜规则六：出门投资靠老乡
　　
　　在海南文昌养鱼的老崔也深有感触，他是从浙江到当地承包鱼塘的，对此类问题甚是敏感。他告诉记者，曾经有老乡到海南某些治安、社会风气不好的地方，结果经常发生偷盗、勒索保护费的事情，甚至在收鱼的时候，村子里的人成群结队出来拿鱼，不得已只能放弃。“说难听点，我们都是老乡相互守望，随时一个电话就能叫出几十号人来，有什么事情都不怕。”老崔认为，老乡多了是一个莫大的帮助，“至少有事情闹起来了，派出所也要考虑考虑。”
　　
　　潜规则七：私签合同保护不了权益
　　
　　除了上述问题外，承包土地搞养殖场还有一个相当普遍的风险，就是承包合同相关的因素。在本刊过去的报道中，类似的问题可谓层出不穷，合同界定不清，土地界限划分模糊，村干部和村民利益纠葛等等，无一不困扰着养殖者。
　　
　　曾经引起热议的“惠东三姐妹养殖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承包者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和全体村干部达成了协议，却忽略了相关法律中规定的公示程序，在合同续签的过程中和村民发生了争执，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虽然事后经过政府斡旋，承包者和村民实现了和解，但这样的冲突是每个承包者最不愿意见到的。
　　
　　类似的风波在海南也曾发生过，当地一家大型苗企的1000多亩优良场地引起了另一家企业的关注，于是趁原合同将到期的时候，私下和该场地所属的渔业部门签订合同，并动用了当地闲散人员去骚扰、恐吓原苗企。
　　
　　此事件一度引起了国家部门的关注，后来因那份私下合同“没有考虑到原有苗企的优先承租权，合同无效”而告终。事后，该苗企的负责人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感触，“那段时间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整个人感觉很崩溃。”
　　
　　关于土地的纠纷，很多时候都是一笔糊涂账，特别是农村土地。由于很多细节界定不清，其中还夹杂着多重利益纠葛，往往令花钱投资的承包者不胜其苦。但如果说这一类的纠纷是人祸，还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去避免，各种“天灾”则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各种污染事件。
　　
　　福建的“紫金矿业事件”和渤海湾“康菲溢油事件”可谓污染危害养殖的典型，巨大而遥远，但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便一个小工厂，一条水渠就能要了养殖场的命，不但之前的辛苦全部白费，还会因污染而造成后续的隐患。不过，在笔者看来最可悲的是，由于渔业污染调查难、取证难，在一些部门有意无意的操作中，各种“缺氧死”纷纷冒头，令养殖者诉苦无门。
　　
　　此外，养殖证对广大的养殖场而言，亦是一个风险考验。对于大型养殖企业或期望做大做强的水产投资者而言,养殖证是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合法凭证。
　　
　　不过，拥有养殖证的养殖场并不多。据了解，截至2009年底，全国已核发养殖证37万多本，确权水域滩涂面积448万公顷，发证确权率只有65%。
　　
　　无法取得养殖证的水产养殖场会否重蹈猪场强拆覆辙，暂时难以预料。但不可回避的是，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广东海洋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不断完善，低层次且没有掌握合法凭证的养殖行为的政策风险将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