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通过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渔业统计系统的考察和交流，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澳新两国渔业统计的结构和运行体系，将其与我国现行的渔业统计情况进行比较，结合我国国情，找出我国在渔业统计方面存在的差距，有利于我国渔业统计制度的改革，改善我国的渔业统计方法，提高渔业统计数据质量，更好地服务于渔业决策，服务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渔业的更好发展。现将我国与澳新两国的渔业统计制度和运行体系比较如下。
法律和法规保障
澳新两国的渔业统计工作都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作保障。两国都有国家统计法、渔业法和渔业管理条例，渔业统计目的明确,即为渔业资源的评估服务，为国家制定渔业政策服务,为修订渔业法律和法规服务,保证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同时，渔民和渔市场管理者法律意识比较强，能够认识到渔业统计的重要性。两国的捕捞船长和养殖者都能自觉地履行法律义务，按照法律要求填写捕捞日志，渔市场交易也能按法律要求保持完整的销售记录。
我国虽然有国家统计法和渔业法，但渔业法中尚未有渔业统计的具体条款和相应的处罚规定。渔业统计的目的不够明确，渔民的法律意识淡薄，渔业从业者尚未认识到渔业统计的重要性，不能自觉执行现有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相关规定。而渔业执法队伍由于自身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又很难确保公正严明的执法，造成渔业统计数据和信息获取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不能得到保证，极大地限制了渔业统计数据作用的发挥。
渔业统计机构
澳新两国的渔业统计机构健全，内部分工明确。渔业统计网络覆盖全国各种渔业单位，由国家和州渔业管理部门具体负责，设立专业机构和渔业统计工作小组，负责协调全国的渔业统计工作。在联邦政府层次，分别由不同部门承担如下统计工作：建立健全的渔业统计数据库，对数据进行检验；计算和汇总全国的渔业产量和产值，渔业贸易量和贸易值；对渔业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撰写全国渔业和每个渔业资源的年度状况报告和资源评估报告，提交渔业部门和联邦政府。
与这两个国家相比，我国现行的渔业统计结构有待健全和完善。目前我国的渔业统计数据主要是通过省及省以下渔业部门逐级收集，汇总上报，然后由国家渔业局进行全国汇总和分析，形成月报、年报，并定期对外公布。受我国国情所限，从中央到地方从事渔业统计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均较匮乏，机构不独立，人员多为兼职，从事的工作也只是简单的数据收集和处理，缺乏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数据检验、汇总和分析。统计工作的经费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开展的渔民家计调查给予每户的补助经费也很有限，限制了更大范围和更加详细的数据获取，使当前的统计调查数据代表性不足，难以全面真实反映渔业生产和渔业经济运行状况。而且由于缺乏详细的基础数据和深入细致的分析，难以形成全国和分类渔业资源的年度状况报告，严重影响政府渔业政策的制定，也不利于企业正确决策，渔业统计应有的为我国渔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渔业统计运行体系
澳新两国具有健全的渔业统计运行体系，保证了渔业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澳大利亚联邦和州的捕捞渔业从1940年开始实行捕捞日志制度，100%覆盖全国捕捞渔船。全国水产品交易市场建立完整的交易数据库，每天的交易数据进入数据库，与州和联邦渔业统计部门联网，保证了渔业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同时澳新两国都建立独立的观察员制度，比较客观地收集渔业主管部门、科研单位所需的渔业资源数据，监测捕捞日志记录与作业的一致性程度，保证了渔业统计质量。渔业管理局通过监督系统来检验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发现问题及时与船长进行核对，修正数据。
我国渔业统计运行体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基本上与国外的渔业统计运行体系相符，每个渔业公司的渔船都建立了捕捞日志制度，每日通过电台向公司生产指挥部报告生产数据，水产供销公司也都有水产品交易记录。这种特殊年代下的渔业统计制度和方法，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渔业生产与经营，数据基本准确可靠，能够反映当时的渔业生产基本情况。改革开放以后，经营体制发生改变，渔业生产基本上从集体经济转向了个体与私营经济，群众渔业成为渔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渔业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化，极大地增加了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量，给渔业统计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除科研和抽样调查外，全国渔船的捕捞日志制度基本上全被破坏，捕捞渔业的基础数据来源丧失；水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开放，自由交易缺乏交易的完整统计记录。虽然我国的渔业统计仍然采用全面统计制度和方法，但渔业统计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都难以得到根本保证。近几年来通过有关抽样调查也发现，由于渔业统计失去了基础数据（捕捞日志）来源，而渔民没有产量概念，只有产值概念，目前的渔业产量统计数据多数通过产值和平均鱼价折算而成，统计的准确性不高。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渔业统计数据质量监督机制，很难保证渔业统计数据的可靠性。
渔业观察员制度
澳新两国在渔业管理中都建立了独立的观察员制度，通过公开招聘和培训后，将观察员派往渔船上监督捕捞生产和数据收集，同时进行渔业生物学和环境调查以及相关数据的收集，提交观察员报告，供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和科研单位进行渔业资源评估。
我国除个别远洋金枪鱼捕捞渔船按照国际渔业组织的要求派遣观察员外，目前还没有建立独立的渔业观察员制度，缺乏对国内渔业捕捞生产的监督和相关数据的收集。澳新两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配额管理和限制捕捞进入管理制度
澳新两国的渔业都实行配额管理和限制捕捞进入管理，他们统称为输出管理（outputmanagement）和输入管理（inputmanagement），对主要单一种类（如龙虾和鲍鱼等）进行配额管理，根据各个渔业的渔业资源状况，实行限制捕捞进入管理，限制船数和大小、渔具类型和尺寸、捕捞区域和时间、鱼体大小等，有效地从捕捞产量和捕捞力量两个方面进行渔业资源管理。同时，这种管理还能够保证渔业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为保护渔业资源，保持渔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海洋渔业尚未实行捕捞配额管理制度，渔业资源管理目前只限于沿海地区的伏季休渔制度和长江春季禁渔制度。渔业资源的粗线条管理，不利于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配额管理和限制捕捞进入管理方面，澳新两国的渔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加强和改善我国渔业统计工作的建议
此次澳新两国渔业统计制度和运行体系的考察，使我们受益匪浅。通过比较，我们既看到了我国渔业统计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也从澳新两国吸取了不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根据我们考察和了解的情况，结合我国的渔业管理和渔业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建议今后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和改善我国渔业统计工作。
加快渔业统计的立法进程，用法律保障渔业统计工作。通过法律，明确统计的目的和渔业统计对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意义；用法律规范渔业生产活动中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配以宣传教育，提高渔业管理部门、渔民和其他市场交易主体对渔业统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提供准确渔业生产数据的自觉性，从而保证渔业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渔业统计数据的质量。
加快渔业统计制度建设，保证统计数据质量。要尽快恢复和健全捕捞日志制度，建立和完善水产品交易市场信息储备制度。捕捞日志的建立，可通过由各级渔政机构在捕捞许可证的发放程序上，增设捕捞日志条款的办法解决，从而在不增机构、人员和经费的情况下，尽快推行该项制度。由于交易市场信息储备制度的建立，涉及到相应的资金保证（建立信息系统），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推行。当前可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在入会市场中完善该项制度。
试行独立渔业观察员制度。
根据我国渔业生产的国情和渔业统计的现状，渔业主管部门可在中央和有条件的省市同步推行独立渔业观察员制度，通过公开招聘和培训观察员（现阶段建议以科研人员为主），建立相对独立的渔业统计监测体系，向政府提供客观、公正的渔业统计数据，更好地服务于渔业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完善工作，推动渔业统计质量的提高。
建立年度渔业状况报告发布制度。
根据我国的渔业资源和作业类型，在渔业统计数据和其他可获得的资源状况资料的基础上，由中央和省市相关渔业机构撰写年度渔业状况报告，提交国家渔业局，便于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科学决策。同时，在不涉及保密的情况下，可将该报告的部分（或全部）对外公布。
尽快推行捕捞配额和限制捕捞进入的管理措施。
捕捞配额和限制捕捞进入是目前世界上主要渔业国家普遍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渔业资源管理措施。建议结合我国渔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我国主要捕捞经济品种中，如带鱼、小黄鱼、马鲛鱼等，先试行捕捞配额制度，对其他渔业采取限制捕捞进入的措施，逐步健全渔业资源管理体系。
推进渔业统计数据数字化和信息化进程。尽快建立和健全渔业统计中央数据库和水产品交易市场的数据网络建设，构建渔业统计信息平台，保证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历史延续性，便于进行数据比较和分析，不断提高渔业统计数据质量和分析水平；将数据库与互联网相对接，并通过加强网络建设，确保渔业统计数据和市场信息传递畅通，发布及时，更好地服务于渔业生产各方主体。
建立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统计制度。
我国海岸线长，渔船小而多，养殖区域分散，销售地点广泛，这种分散的生产经营状况决定了单一的全面统计方式很难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为此，有必要在中央和省这两级推行抽样调查的统计方式，建立抽样调查与全面统计相结合的统计制度，以抽样调查数据修正全面统计数据，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使其更符合渔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农业部渔业局）
南方渔网编辑：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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