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业劫：恶性循环下的渔民生态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浙江温岭松门镇，4月29日上午5点，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死鱼烂虾的味道。尽管太阳刚刚升起，但24小时营业的水产品批发市场门口，却早已是摩肩接踵，商贩们从灰色皮卡上搬下各色大小近海鱼类待价而沽，一条躺在地上的小鲨鱼翻起了它的白肚皮。 
　　十几公里外的钓浜渔港，准备出海的金志勇（化名），站在渔船上很是焦虑。4月份，他已经出海三四趟，但每次都是空手而归，不出海，他又在家里天天喝酒，妻子鼓励他出去碰碰运气。
　　14岁便随父亲第一次出海，做了20余年渔民的金志勇比谁都清楚，这个时候出海结果一定会令人揪心。
　　4月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县”温岭调查发现，数以万亿计的各类幼鱼苗，成为高杀伤力捕捞的牺牲品。大的青占鱼只有拇指那么大，最小的带鱼仅蚯蚓那么大，而售价只有1元/斤，场面触目惊心。
　　据渔民反映，临近5月1日浙江休渔期，这种“灭绝捕捞”在东海极为普遍。
　　另据本报记者调查，在“灭绝捕捞”大行其道背后，则是中国近海渔业几近枯竭的恶性循环——为了捕到更多的鱼，渔民们不得不使用杀伤力更大的捕鱼工具，这又加剧了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然而，这并不能挽回渔民普遍亏损的现实，等待油补、炒作马力指标也成为滞留在港口上的不少渔民的无奈选择。
　　中国海洋大学渔业学院教授高天翔指出，拯救东海渔业资源，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幼苗鱼之殇
　　4月29日上午，温岭石塘镇钓浜渔港，一排排渔船几乎停满了港口里层。金志勇说，以前这个时候渔船多在东海作业，然而最近几年靠泊船只明显增多。
　　在钓浜码头上，本报记者看到，两艘温岭渔船正在“卸货”，一筐筐拇指大小的青占鱼，在十余名渔民“流水线”作业下，被迅速装到卡车车厢里。在码头边，多数水产公司大门紧闭，只有几家还在生产，分类处理小带鱼和虾蟹。
　　30日上午，在临近钓浜渔港的乌岩码头，本报记者看到，这里停泊着几十艘渔船，其中两三艘山东渔船正在“卸货”，除了拇指大小的青占鱼外，更多的是一筐筐带鱼幼苗，大的宽约为1厘米，小的只有蚯蚓那么大。一位山东渔民说，他一艘船一个月能捕捞300余吨这样的鱼货。
　　一位在现场的温岭老渔民目测，这么小的带鱼一斤至少有一两百条。
　　随后，离乌岩码头不远的龙头码头，本报记者看到，一排渔船停泊整齐靠岸，只有一艘福建捕虾船正在雨中“卸货”，渔民把一筐筐小虾米搬运至汽车上。这些虾大的只有0.5厘米，小的不足0.2厘米，甚至更小。
　　当地渔民反映，如今大鱼没有了，渔民只能捕小鱼；小鱼也没有了，只能捕幼苗鱼；幼苗鱼没有了，他们只能去捕虾米。“你不捕，人家都去捕，你反而成了傻子。”“都捕光了，到时大家一起死。”“不是我们没良心，而是我们没办法。”
　　这些幼苗鱼被运往各地的水产养殖场，用作养殖鱼虾蟹的饲料，在温岭乃至全国，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当地渔民介绍，这些“饲料鱼”销售价格每斤在0.5元至1元之间。
　　在乌岩码头，本报记者遇到一位台州民间渔业研究人士，他无比痛心地说，只要你给它们一点点时间，青占鱼就能长到三五两，带鱼三四个月时间就能长到二三两重。“我们给它们成长的时间了吗？显然没有！”
　　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士说，一旦海里资源枯竭到连小鱼小虾也没有了，生命之海将会向“死海”化演变，大量的水母和藻类就会生长。有水母的地方就无法捕捞，藻类大量繁殖就会引起赤潮等问题。
　　毁灭性捕捞
　　在采访中，无论是渔民还是渔业专家都一致认为，毁灭性的高强度捕捞，是导致东海渔业资源衰竭的“罪魁祸首”。
　　在石塘镇渔村，可见散落在地上的渔网，它们的网眼大小各有不同，大的对角线有五六厘米，小的不到0.5厘米，甚至有些网眼之小可以用窗纱布来形容。
　　金志勇说，越临近休渔期，所用渔网网眼越小，到了三四月份，基本用这种窗纱式渔网。
　　金志勇感叹，如今连这些窗纱式渔网都抓不到鱼了，更不要说是大网眼渔网了。他说，用这样的“窗纱网”作业，一天捕捞上的鱼也只值一两千元，经常连成本都捞不回来。
　　同样，灯光围网捕捞强度也很大。上述老渔民说，到了晚上，几百条船开起上百盏灯，水下放置一条条发光线，一眼望去，海面比白天还要光亮。由于鱼有趋光性，一见到光，就会游来，于是不管大鱼小鱼，全部被捕上来了。
　　金志勇说，现在鱼越来越少了。像诸多渔民一样，如今他白天几乎捕不到鱼，只能在夜间利用强光灯诱捕，勉强维持生计，一天除夜间的几个小时作业外，其余时间渔网都在海上漂着。
　　小鱼捕获不多，渔民开始捕虾。
　　去年东海虾产量创纪录新高。据一位温岭老渔民说，从事捕虾的渔民，收入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在利益驱使下，越来越多的温岭渔民，加入到捕虾队伍。所谓捕虾，就是用装着上百伏直流电的拖虾网扫荡大海，“这么大的电流，人一碰就要电死，更何况是虾。”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海洋捕捞专家对本报记者说，这么强的电场，几乎可将蛰伏于泥沙中所有规格的虾“驱赶”进网，大小“统吃”，并对所经过区域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这是《渔业法》明令禁止的作业方式。
　　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岭已有捕虾船1000多艘，且每天有船在改装，成本只要几十万元。
　　林林总总的高强度捕捞作业，已致使东海鱼种和数量急剧下滑。不久前，一位海洋研究工程师，为采集一个鱼类标本来到台州，先后跟随5条渔船，耗时11天，结果“颗粒无收”。要在几年前，这个标本还很容易碰到。
　　一位温岭渔民说，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是东海传统的四大经济鱼类，如今大黄鱼濒临绝迹，墨鱼已极为少见，小黄鱼以幼鱼为主，即便连繁殖能力很强的带鱼，这几年也在急剧衰退。
　　目前，华东市面上的大带鱼，大多来自南海或其他海域。上述民间渔业研究人士说，近几年东海带鱼产量，每年以百分三四十的速度在下降，而且个体规格越来越小。
　　而在温岭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最大的带鱼在4厘米左右宽，多数带鱼只有两三厘米。这里面尚不包括直接发往水产养殖场用作饲料的大量“带丝”。
　　渔民普遍亏损
　　如此年复一年的高强度掠杀幼鱼资源，已导致东海渔业资源状况每况愈下，负面效应积重难返，而对捕捞渔民群体来说，最为直接的感受是——充斥于耳的叹息声和四处可见的亏损场景。
　　“一年不如一年。”金志勇说，据他个人估算，去年温岭60%的渔民在亏损，20%的渔民勉强保本，只有20%的渔民能赚一点。在采访中，诸多温岭渔民反映，他们去年亏多赚少。
　　从今年3月开始，因海上无鱼可捕，大批温岭渔民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休渔期”比浙江5月1日开始的休渔期提早了两三个月。
　　金志勇说，他的船一次出海成本在2.8万元，自三四月份后，他每趟出海捕获的鱼，多的有5000余斤，少的只有一两千斤。“基本上每趟出海都是亏的。”“在家里干不了什么事情，没办法只能出海碰碰运气。”
　　金志勇说，去年他的渔船产值570余万，扣除人工工资130万元，以及年耗油350万元，再加上人员保险、上牌费40万元，以及几万元的船只保养、40万元的渔具维修等，亏损在所难免。
　　然而，金志勇去年还是赚了三五十万元，究其原因有两点：去年他拿到了国家柴油补贴100余万元；另外他的渔船去年有了韩国捕捞许可证，“在韩国那里还能赚到钱，好的一年搞到一两百万元。”前年，金志勇没有韩国捕捞许可证，就亏了170万元。
　　为增加收入、减少亏损，目前温岭100多艘渔船，拥有韩国捕捞许可证。另外，由于各省市休渔期安排不同，目前几十艘温岭渔船挂靠在福建。“一船多证”在温岭开始盛行。
　　同时为了省钱，一些温岭渔船使用重油或者劣质油。本报记者在钓浜渔港看到，一艘靠岸渔船的烟囱冒着滚滚黑烟。上述知情老渔民说，双拖船一天平均耗油量8～10桶，一桶油价格相差好几百元，一年开下去成本节省不少。
　　据一些温岭渔民反映，80%的温岭渔船，只能靠柴油补贴，来维持一般生产，不然都要亏本。临近休渔期，一些渔船干脆停泊在港口，靠柴油补贴来弥补损失。金志勇说，没有柴油补贴，温岭就没有渔民了，甚至中国也没有渔民了。
　　然而，靠柴油补贴，毕竟不是长远之计，转产转业已经摆在渔民面前。事实上，沿海千千万万的中国渔民，他们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失业，往后的生活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高企的马力指标
　　而在国家对渔船的总量、马力指标实行控制下，马力指标背后的“捕捞许可证”成了稀缺资源。
　　2009年，一位温岭渔民用120多万元，买了一艘580匹马力的二手钢质渔船。3年前，这条船的价格下跌到八九十万元。然而，在市场炒作下，如今价格反而上涨了近40万元。
　　“一个千瓦马力指标，现在已经被炒到1万元。”一位温岭老渔民说，在温岭，800千瓦马力的双拖船，以前价格也就几十万元，如今被炒到800多万，略高于船价800万元。
　　该渔民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马力指标炒得这么高，人家就是冲着柴油补贴来的。
　　公开资料显示，仅在温州苍南县，2011年渔业油价补助申报3535艘，申报补助渔业用油量72142.57吨，中央下拨渔业油价补助资金25786.61万元。据一些温岭渔民反映，他们一艘船油价补贴少的几十万元，多的高达上百万元。
　　可以看出，全国渔船油价补贴金额应以千百亿元计。
　　一位浙江的渔业执法人士说，油价补贴本意旨在减轻渔民负担、促进渔业增收，然而渔民没更多投资方式，他们只能用积攒下来的钱，去造更大的渔船拿更多油补，在高强度捕捞没有改变下，反而进一步损害东海渔业资源。
　　如今，在台州沿海各大船厂，仍有上百条渔船在建造，且越造越大。这令金志勇等温岭渔民困惑又担心，“鱼都没有了，还造那么多船干吗？”
　　据渔民反映，在温岭，一艘渔船价格一般在1000万元左右，银行贷款一般只有一两百万元，关系好的可以贷到三四百万元，其余来自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金志勇说，他的船买进价格为930万元，资金主要来自民间融资和银行贷款，如今他每个月利息5万元。
　　另外，三无渔船近几年也在明显增多。
　　“买不起指标，又要靠打鱼生活，他们只能去买三无渔船。”上述温岭老渔民说，现在温岭有捕捞许可证的渔船有5000余艘，而“三无”渔船竟然高达三四千艘。“一艘造价40万元的无证船，在休渔期作业，一年能赚二三十万元。”
　　金志勇担心，如果马力指标价格下降，不仅连累众多温岭渔民，而且对造船业形成影响。据了解，六七年前，浙江沿海兴起“造船热”，一些民营企业纷纷涉足，投资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
　　亟待协力破局
　　本报记者在台州、温州采访发现，众多渔民希望提早一两个月休渔，把期限从原来的3.5个月放宽至四五个月。
　　金志勇反问，如果浙江提早休渔了，那山东、福建也能同样做到吗？
　　金志勇说，之前，8月份福建南部休渔期结束，几千艘渔船就会出海捕鱼。然而，浙江、闽北渔船直到9月中旬休渔期结束后才出海。“由于越界捕鱼现象严重，等我们出去捕鱼了，发现一点鱼也没有了。”
　　同时，一些温岭渔民认为，相关部门应加大管理和执法力度，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
　　4月底，本报记者在温岭调查发现，偌大的钓浜、乌岩、龙头码头，只见停泊卸货的渔船和来来往往的运载车，看不到渔业执法人员的身影，甚至渔业管理、执法部门的“窗口”都找不到，也看不到相关宣传标语，似乎一切显得那么正常。
　　金志勇说，韩国渔业资源保护比较好，休渔期6个月，渔网网眼规格有严格的要求，如果被查到违法作业，一次罚款约为60万元人民币。对此，上述老渔民说，国内对渔网网眼也有规定，违法作业也要重罚，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幼鱼资源被猖獗掠杀。
　　我国一位渔业专家说，每年一些地方斥资放养幼鱼苗，只要一条渔船就可以捕捞殆尽。
　　于是，诸多矛头直指渔业管理和执法部门，认为他们“管理缺位、执法不严”。
　　对此，一位浙江的渔业执法部门负责人说，谁说执法部门没良心，谁说他们拿了这份工资，不想把这份工作执行好？他们也是有苦难言，“如果我们执法严格了，对渔民罚款或扣掉油补，渔民会来闹的，上面领导就会有压力。”
　　另外，执法部门工作职能多，外派人员存在不足，“接到有效举报，我们才能出海执法。”上述执法部门负责人说，去年他们只处罚了两起案件。
　　该渔业执法人士反思，在执法“最后一条红线”前面，我们需要设立“道德底线”和“管理黄线”，不要什么事情都推给执法部门，否则到时势必有些“不和谐”。
　　目前，一些温岭渔民提出，希望当地建立“渔业协会”，加大政府与渔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大行业管理和自律。也有渔业管理人士建议，可以考虑适当减少油补，用此资金支持一部分渔民转产转业，让中国海洋捕捞业走向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