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控制体系缺位制约水产品出口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我国水产品安全与质量控制工作，随着我国水产品及其加工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正在逐步健全，我国已发布了许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并参照国际惯例，开始实行水产品质量认证、产品抽查制度和产品的许可制度，明显地促进了产品的质量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水产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水产品安全性已成为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水产品出口贸易的“瓶颈”。在对外贸易、发展创汇水产品工业方面，出口产品在国外不时发生质量问题，也产生许多不良后果。近几年贝毒问题突出，是制约我国双壳贝类出口欧盟的主要障碍之一；日本对我国的贝类产品仍实施严格检验，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国贝类产品的出口创汇。1995年出口到美国的虾仁、扇贝因细菌超标而被扣留海关。2002年在虾仁中检出氯霉素，造成欧盟对我国动物源性食品的全面封锁。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影响水产品安全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工农业污染对水产养殖环境污染加剧
    
    由于工业排污、城镇生活排污、农业排污和事故性排污等方面的影响，水产养殖区域水质日趋恶化，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磷酸盐、石油类和重金属。此外，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环境激素类化合物的检出率和含量也日趋升高，养殖环境污染加剧对水产品质量的影响日趋严重。由于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三废”大量排人江、河、湖、海等水域和大气中，过量农药的使用，在雨水的冲刷下，也汇集到江河湖海中，不但污染了环境，同时也污染了水生生物。环境污染产生了各种有害物质，主要有：无机有毒物质，如各类重金属，氰化物和氟化物等；有机有毒物质，如二恶英和多氯联苯等；生物有毒物质，如赤潮。水生生物极易富集危害因子，水产品内的不安全因子往往通过食物链由低等生物向高等生物转移，加之生物富集作用，直接危害位于食物链最高级的人类机体。特别是海洋生物更易富集水体中重金属、石油、农药、有机污染物、细菌、病毒和生物毒素等污染物，人类食用了含有这些有害物质的鱼、贝类等水产品，会出现诸如水俣病、骨痛病和白细胞减少等疾病，严重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

    渔药残留影响养殖水产品的质量安全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迅猛发展，许多养殖场通过增大放养量以获得高产和高效益。由于放养密度和投饲量大，养殖水体中排泄物和残饵的累积使水质极易恶化。养殖环境恶化为病原体和致病微生物提供了基础条件，致使水产养殖生物的病毒病、细菌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病频繁发生。大规模暴发性病害不但造成水产养殖生物的大量死亡，也促使养殖户不恰当地使用、过量使用甚至滥用渔用肥料、渔用环境调节剂、渔用添加剂和渔用药物，不但造成了养殖环境中人工化合物和药物的高残留，破坏了养殖生态环境，而且直接危及水产品质量。

         我国水产品安全与质量监控存在的问题

    (一)水产品质量安全研究的投入少，缺乏标准和管理规范

    过去，我国渔业政策重数量、轻管理，在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研究投入和监督都比较少，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研究不到位，特别是渔用药物安全限量合理及检测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几乎为空白，不能提出药物使用方法，养殖和加工过程安全控制技术不健全，缺乏必要的质量管理规范、技术操作规程和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涉及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渔业水域环境、苗种生产、鱼药使用、饲料投喂、保鲜加工、贮运、流通等环节进行管理和监测。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渔药的大量使用和滥用，养殖过程和加工过程没有建立完善的操作规范，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导致水产品中毒和水产品贸易争议事件时有发生。

    我国食品的安全技术标准体系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其技术内容落后、实用性不强、缺少科学依据等问题，特别是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标准方面缺乏基础研究，如药物残留、重金属等，许多限量标准没有充分利用“风险性评估”原则，考虑总暴露量在各食品中的分配状况，现行水产品卫生标准的覆盖面不广，我国食品安全研究工作目前缺乏系统规划和组织，对国际上关注的污染物(多氯联苯、贝类毒素，新型渔药、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农药、促生长剂)限量标准设定一个技术壁垒后，我国开始被动地研究相关对策，无法为食品安全技术有关的法规、标准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监测网络和实验室分析手段缺乏，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本底不清，虽在一些重要污染物(重金属，农药、兽药，真菌毒素等)方面开展了一些零星的检测工作，但缺乏系统的监测数据。这不但影响我国食品中污染物标准制定中的科学性，而且无法在CAC制定过程中积极参与和保护本国利益。

    (二)渔业投入品安全性研究少，缺乏必要的操作规范

    以往我国渔业生产只注重养殖产量，造成了养殖者为了追求利润和效益而在生产过程滥用药物、饲料添加剂。对于渔用药物和食品添加剂的安全限量研究、渔用药物休药期的研究、养殖和加工过程质量控制技术的基础研究等较少，不能提出药物的使用方法。养殖和加工过程安全控制技术不健全，缺乏必要的质量管理规范、技术操作规程和监测手段，不能有效的对涉及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渔业水域环境、苗种生产、渔药使用、饲料投放、保鲜加工、贮运、流通等环节进行管理和监测，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渔药的大量使用和滥用，养殖和加工过程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操作规范，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健康。

    近几年来，渔药残留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渔药在水产生物体内的代谢规律、渔药毒性、渔药安全限量等方面的研究也开展得较好，但也仅仅是开始，在渔药代谢规律等方面作了一些研究，但有关安全限量的研究还较肤浅。目前，在鱼病防治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问题，如不按动物的营养需要盲目添加抗菌药物、促生长剂，大剂量添加或乱配伍，不遵守药物的休药期等；在养殖过程滥用呋喃唑酮、磺胺类药物、抗生素和激素等现象，都会造成水产品中的药物残留过高，从而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

    (三)重金属，农药等化学污染严重，缺乏有效的研究

    由于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以及养殖方式的落后，导致渔业水域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养殖的水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指标和卫生难以达到标准的要求及规定，水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不仅对食用者产生危害，也是我国养殖水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的障碍因素之—。特别是有些地区又不顾环境容量，盲目扩大养殖规模，造成养殖产品病害频繁发生，经济损失严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每年发生中等程度以上的养殖病害面积占养殖总面积的15％-20％，年损失产量超过100万吨，千万经济损失170多亿元。在重金属和农药等化学污染的监测研究方面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还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未能从养殖容量、养殖品种和养殖模式上减少这类污染。同时，未能对重金属和农药等化学污染物开展相关的风险分析研究。

    (四)水产品加工过程中危害因子基础研究较少

    水产品加工过程中，病原微生物、食品添加剂、消毒剂，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等危害因子的安全性基础研究较少，如危害物质残留量研究、危害性研究、安全限量研究、食品添加剂和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的残留量、毒性研究不够，危害性风险评估缺乏。

    (五)水产品质量安保障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对安全限量更多采用国际和国外的标准，而对安全限量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动物毒理、人群发病等风险评估和政府的风险管理基础上。因此，可以说我国对危害因子安全限量的基础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

    国外许多国家不仅实行HACCP生产水产品，而且也要求进口产品要由HACCP认证企业生产，国内许多水产品加工企业就是在出口商的要求下建立起HACCP的质量控制体系，目前也扩展到一些没有出口业务的大型企业中，而中小型加工企业多数还没有建立HACCP质量控制体系。目前，我国通过HACCP认证的企业比例只有10％，而泰国全国20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中，有80％通过了HACCP质量体系认证。相比之下，我国水产品加工企业小型加工厂多，企业质量控制管理意识不高，安全保障体系薄弱、不健全。我国对产品HACCP的应用研究也投入少，研究不深。目前，我国养殖过程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缺乏必要的质量管理规范、技术操作规程和监测手段。

    (六)水产品有毒有害物质快速检测技术的研究滞后

    近年来，随着渔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水产品的有毒害物质进行快速检测，以检验水产品的安全性，保证水产品的顺利出口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在水产品有毒害物质快速检测技术方面进行一些相关的研究，但还远远满足不了目前渔业生产的要求，特别在水产品的鲜度、药残、食品添加剂、消毒剂、预处理用化学物质、生物毒素以及微生物等快速检测技术的研究，对我国沿海主要水产品的重金属、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和病原性微生物进行跟踪分析与研究，水产品中假掺杂检测鉴定技术的研究。水产品的收获、贮运、加工和销售过程卫生质量和安全质量操作不规范，对“从生产到餐桌”全过程可能产生的危害、危害特征和危害程度认识模糊，关键控制点控制不严，致使水产品卫生质量和安全质量存在隐患甚至引发严重问题。由于水产品比肉类更适合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水产品中肠道、皮肤、肌肉上带有各种细菌、致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对人体健康有潜在的危险。因食用带有病原微生物的水产品而发生疾病的事件时有发生，海产品中副溶血弧菌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也是引发人体疾病的主要病原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88年上海发生的食用携带甲肝病毒的毛蚶而引起的甲肝大流行，患者31万人，死亡47人。


                               南方渔网编辑：裴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