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水产三杰张元第、郑恩绶、刘纶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100年前,一座特殊的职业教育机构在津城诞生,从而开启了中国水产教育的先河。时至今日，天津能够成为鱼虾丰盛、水产发展的城市，与当年的“直隶水产讲习所”有很大关系，而且更受益于被称为“天津水产三杰”的张元第、郑恩绶、刘纶三位先生。 
　　“天津水产三杰”，同是天津人，而且同年出生，同年入直隶省立甲种水产学校、同年赴日留学，后来同在母校任职任教，更重要的是他们同为我国的水产事业、水产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
　　张元第1930年任已由讲习所改为水产学校的校长。上任后，他对学校实习教学尤为重视，1930年1月，学校购置华北水利委员会一艘汽艇，命名为“白河号”，专供师生调查内河及实习之用。2月1日开学，在校外添置船桅一架，专供学生练习帆篷用法及信号实习。同年6月又派教务主任郑恩绶赴大连购置两艘渔轮，定名“渤海一、二号”。张校长多次亲身率领渔捞、制造三年级学生赴上海、烟台等地参观实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该校的实习条件，他主张将校址设在塘沽或北戴河等紧靠海的地方。l932年7月，亲赴北戴河查勘迁校校址，l935年初，原打算在北塘创办学校临时实验场场址，由于日本加紧对我国的侵犯，筹款又遇到困难，迁校址之举未能实现。
　　张元第十分重视师资，不惜重金聘请高水平的教师任教。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把生产实习作为主课，不断强化，不仅出了产品，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了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能力的水产人才，如今天津和沿海省市的水产界知名人士有不少是他的学生。 郑恩绶任学校渔捞教员、渔捞科主任、教务主任等职。他讲课深入浅出，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给学生讲河蟹的生长过程时，他风趣地说“七上八下”，即河蟹每年旧历七月进入海河，逆流而上；到八月又顺流而下入海，然后在海淡水交界处交配。河蟹交配时雌雄互相拥抱，犹如跳交际舞一样，产卵后很快便死去，转年生出小蟹，再进入海河，如此循环往复，年复一年。他还多次率领学生乘汽艇到胜芳、苏桥一带旅行，兼调查内河渔业，乘“渤海一、二号”出海到烟台、青岛等地实习。 
　　新中国成立后，郑恩绶作为水产专家，为开发南海渔场，撰有《北部湾中国渔场概况》等专著。1956年，郑先生会见日本渔业代表团，与日方就合作开发水产资源直接对话，会谈十分成功，为此周总理亲自召见他，并于1958年、1962年先后听取他有关我国目前水产事业状况的汇报和如何发展水产事业的意见。
　　1962年春汛，以郑恩绶为首组织了一个指挥班子，随天津海洋捕捞公司的渔轮出海，到渤海湾捕捞第一线指挥捕鱼。他先测出资源与渔场变动情况，做到水有多深，产量多高，一队渔船出去，一两天就满载而归。这一战役持续了五六天，共捕获黄花鱼3 8 5万斤。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副食供应紧张，而“五一”节，天津人民高兴地吃上了新鲜的黄花鱼。
　　刘纶先后任水产学校编译员、制造教员、制造科主任、出版委员会主任等职。还一度任营口水产学校制造科主任兼讲师。上世纪20年代他著有《食品工业》一书。他边教学边搞科研，边搞译著，先后翻译日文《食品工业》两本专著。1931年8月5日，他主编的《水产学报》创刊，该水产学术专刊，在国内如凤毛麟角。 
　　1937年7月天津沦陷，水产学校停办，他一家7口生活窘迫。他虽精通日语，但拒绝日伪机关的“聘请”，却到薪金很低的私立渤海中学教生物，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校调整，刘纶调入青岛山东大学水产系任教授，并从事著书译文。刘先生在求学时期，腰腿受寒，走路略有歪颠，后来须持杖“跟脚”前行，但他多年来克服疾病准时到校上课，甚得学生称赞。晚年，他患强直性脊柱炎，动作不便，领导为其配备专职助教，协助先生完成《水产动物化学》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被审定为高等学校专业教材。
　　1958年刘纶先生退休，定居北京。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宴请在京的科学家、教育家，刘纶也在被邀之列。他回家后异常兴奋，写信给周总理，表示“身残志不残，还愿为国家效力”。周总理将此信批复给水产部，杨扶青副部长持批件到家中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