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从台南一中毕业考进海洋大学,那时的校名还是海洋学院。当时大专联考分成甲、乙、丙三组,我考的是甲组,也就是理工组,被分发到食品科学系。那时候系名也不是食品科学,而是水产制造系。“水产制造”,不就是一般人说的“做鱼罐头”的吗?所以发榜后,我心中满是郁卒和失望。不过开学之后发现,虽然是制造系,但是化学方面的课程却很完整,所以就念下来了。
说到水产制造,我还记得我大二时的班代表选举,那一年很特别,有好几位同学出来竞选,所以候选人还发表政见。其中一位同学的政见最特别,就只有一条:他要在任内全力向学校及教育部争取更改系名。那时,水产制造系毕业,领的证书是“农学士”。明明我们是甲组考进来,却颁发一个“农学士”,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他要把“农学士”也一并正名。大家一听,振奋的不得了,票都投给他。他当选后的确非常积极,不断找校长李昌来先生沟通,也不止一次写陈情书给教育部。不过到学期结束,他并没有改名成功。这位班代表是我的好朋友,他毕业后到美国念了生化博士,现在美国。当年改名没能成功,但后来的学弟妹们前仆后继,终于把系名一路从“水产制造”改成“水产食品科学”,后来又嫌“水产”两字不好,又把它拿掉改成“食品科学系”。
我从水产制造系毕业,服完一年的预官役,回到系上任助教。两年后我得到美国德州理工大学食品营养研究所的奖学金,出国念书。当时心中想:自此远走高飞,从此与水产制造说Bye Bye。
没有想到,我在美国念完硕士、博士学位,工作5年之后,又回到海大来任教,做的又是水产相关的研究。真是绕了一大圈子,又回到原点。
对于改名求好的心理,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然而,由于我绕了一圈回来,所以体认就更深刻。我自己的一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颇有意思。当年,我获得奖学金到美国读书,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有了奖学金,才让我得以实现出国念书留学的梦。入学后,有一次与指导教授(他那时也是研究所的所长)聊天,他提到他当时看了我的申请资料,里面有两点令他印象最为深刻,其一是我的成绩,另一则是我念的是水产。德州虽然是美国滨海的一州,但是德州很大,德州理工大学位处西北部的Lubbock城,与临海的Houston和Galveston之间有六百多英哩,大约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这么一个内陆大学的食品营养研究所,今天来了一个念水产的研究生,真是令他们期待。
最近,大家正忙着争取教育部的“迈向顶尖一流大学计划”所编列的5年500亿(新台币)的经费,学校在经过多次的会议和讨论后,觉得水产研究中心还是海洋大学向教育部提出争取经费的强项之一。这使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小时候,我们见山是山,见林是林;忽焉觉得见山不是山,见林不是林;及至后来,蓦然回首,见山又是山,见林又是林。正是“山还是山,林还是林”。
我从民国五十四年进入水产制造系,至今正好四十年。如果今天再问我对于水产和农学士的看法,我非但对它们没有意见,反而引以为傲。我丝毫不会因为我是农学士或者做的是水产的研究,而有在学术圈中不如人的感觉。对于名称的改变,我也并不是反对,有的时候,这恐怕也是不得不然的时代因素。不过,我所想的是,若干十年之后,新的名称是否还能保有水产这块招牌之于海洋大学今天的这个局面?这恐怕是我们大家都要警惕和努力的。
选择学术为一生的志业,就必须著书立论,发表论文。要有论文,就要不停的研究,因此,确立个人的研究方向就很重要。我觉得,研究最好不要做的太杂,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及精力毕竟有限。我在(民国)七十二年回到海大工作,七四、七九和八五年起,我分别启动吴郭鱼、草虾和石斑鱼的营养研究。这两条鱼和一尾虾就一路伴我至今。
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朝夕与研究生相处。跟我一起打拼的研究生都有积极的学习棈神和认真负责的研究态度,让我深深觉得能与他们工作,乃人生之乐事也,夫复何求?我的另一半,她始终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和照顾,让我毫无后顾之忧。这些,又岂仅是言谢所能尽?
海洋大学使我启蒙,带我成长,更提供一个让我能够充分发挥的工作环境。对于海大,我是衷心感念的。对于食科系的同仁们长年的支持和帮忙,我也感谢莫名。海大若有任何我可以效力的地方,我自必全力以赴。副校长在茶会上说:“你一旦沾上了鱼腥味,这辈子你就脱离不了”,我浸淫水产数十年,何止只是沾上?这一身的鱼腥味是注定跟定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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