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000家农药厂无序混战 正规军难敌山寨厂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中国农药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创制产品少，在国际市场毫无话语权，业界呼吁扶持大企业并购重组

      不久前在杭州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草甘膦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并没有让持续低迷的市场信心得到提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国，中国草甘膦原药出口超过总产量80%，但中国企业却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谈判中没有话语权。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产品登记证，中国企业只能充当“原药代工者”，被定位在价值最低的制造业环节。在这样的背景下，旨在探讨“中国草甘膦企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产能严重过剩双重压力下的行业变局”论坛的召开，被某位业内人士认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草甘膦行业的现状是中国农药产业的缩影。由于行业集中度偏低，产能的过度扩张和无序竞争带来的恶果已日益显现。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统计：2003年，中国农药生产企业有2200多家。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4000家。而其中国家行业准入的合法生产企业仅为1800多家，由于现有管理法规的缺陷，其余2000多家企业照样生存。

      “假冒伪劣行为得到生存的空间。”一业内专家直言，这是当前中国农药市场乱象丛生的原因所在。

      出口原药毫无话语权

      最近引起业内普遍关注的莫过于两起反倾销案件，结果一喜一忧。美国澳宝(Albaugh)公司于4月30日撤销了对华草甘膦反倾销调查申请，中国草甘膦的出口市场获得喘息机会。而5月中旬，印度反倾销调查机构对中国产农药用化学品二乙基硫代磷酰氯作出反倾销终裁，每公斤化学品征收最多1.15美元的反倾销税。
      两起反倾销案凸显中国农药在全球贸易中的现状。据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农药市场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在我国出口国外市场的产品中，仿制产品占90%，而创制的产品仅为10%，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只能以价格低廉占有市场份额，导致频频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威胁。
        “这就是盲目建设，无序竞争的后果。”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陈福良说。以草甘膦为例，随着孟山都的草甘膦专利在2000年前后到期，为草甘膦生产消除了技术壁垒，特别是2006年，孟山都宣布关闭一条年产10万吨的生产线，草甘膦行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产能扩军热潮，而中国在这场“军备竞赛”中一跃成为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国。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草甘膦需求量约80万吨左右，而中国产能就达103万吨，产能过剩导致草甘膦价格大跌，个别企业原药的售价已低至1.9万元/吨，而生产成本一般在2.5万元/吨左右。
      但即便如此，产能扩张仍在继续。红太阳集团10万吨/年草甘膦项目将在2010年底建成投产，另外尚有几套规模较大的草甘膦新建或扩建项目计划于2010年投产。产能过剩的阴霾背后，中国农药在国际市场上丧失了话语权。
      “做出口的企业不少，但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广东省农药工业协会秘书长黄荣珍指出，这其中牵涉到一个登记的问题。产品出口必须要取得进口国的登记管理，不登记不能在当地销售。但办理一个产品登记证往往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准备大量资料数据以及等待繁琐的审批程序，代价高昂，耗时耗力，一般企业无力承受，当前农药出口绝大部分还是依靠拥有登记证的中间商。
      也正因此，大部分中国企业出口的都是原药或者初产品，中间商再加工转手在当地销售，即所谓的“贴牌”。“利润都被中间商赚去了。”陈福良说，“这也是中国农药在国际价格市场上掌握不了主动权的根本原因，中国农药赚取的只是微薄代工费。

       药企门槛低超乎想象

       相比在国际市场的被动局面，国内农药市场的乱象也毫不逊色。农药生产的进入门槛之低超乎想象，遭业内诟病的“山寨厂”屡屡招摇过市。
      “技术门槛过低，不到50万便可配齐一套乳油生产设备，再拉五六个人，便可开工生产。”陈福良对此了如指掌，“山寨厂”以及一些农药“三证”不全的企业往往不按规矩出牌，哪一个品种好销、好卖，便一哄而上，仿制、偷窃、假冒伪劣、偷工减料、乱添隐形成分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就是捞一把就走，而根本不顾专利侵权，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敢干。
      “很难逮住现行。”黄荣珍指出，依靠机动灵活性，这种“山寨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连基层零售商都不知道他们的厂址在哪，执法部门也无可奈何。
      相比正规农药企业，“山寨厂”的生产成本低廉，其利润之高堪称暴利，远远超过正规企业产品，不少法律意识淡薄的流通商也不惜铤而走险推波助澜。南方农村报记者不久前在德庆调查发现，农户使用的某种冒牌农药比正常市场价低出一半，但经销商从中获得的利润依然超过100%。
      一企业人士向记者抱怨，为了争夺市场，正规企业有时候被“山寨”产品牵着鼻子走，不得不被迫打“价格战”。“这主要是部分企业利用相关法规的漏洞，地方政府管理也不严。”黄荣珍介绍，当前农药“三证”当中，农药登记证虽然登记费用高昂，但只需要提供“田间试验”过程及结论即可，从准入条件看，它最容易获得通过，而农药生产许可证以及农药标准虽然登记费用不高，但因要求农药生产企业需要具备特定的设备、厂房设施、技术条件、资金及管理素质等投产的要求，往往难以获得通过。
      “有些企业只取得登记证后，就直接生产。”黄荣珍说，这也是在农业部有登记的企业多达4000家，而最终工信部核准的“三证”齐全的仅不到2000家的原因，这种现状也为众多“山寨厂”创造了机会。

      行业整合是必由之路

      2009年，中国农药总产量超过226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但中国农药大而不强，行业前10大企业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只有19.5%，前20大企业占总产量比重只有30.8%。单一制剂和复配制剂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无一家超过3%，大多数企业靠薄利多销度日。
     “中国农药企业的品牌认知度低，登记的品种分散，产品同质化。”陈福良介绍，农药主要有效成分只有数百个，而中国登记农药品种超过25000个。光一个阿维菌素制剂就有2798个品种(包括含阿维菌素的混剂品种)，登记企业达到505家，“市场上到处充斥同类产品，用户无所适从。”
      “国外的产品品牌认知度很高。”陈福良说，孟山都的“农达”每年为孟山都公司贡献数十亿元利润，而中国草甘膦登记企业达到393家(包括有数的几家外资企业)，登记的制剂数达785个，但没有一个企业或产品可与“农达”抗衡。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农药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拳头”竞争力。“企业整合提了好多年，但企业数量却越来越多。”陈福良指出，由于涉及到当地就业、税收等利益关系，不少小厂得到地方政府的纵容和支持。
      不过，业内认为，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随着行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并购重组将成为农药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2009年开始农药行业出现明显的并购重组势头。国内制剂龙头企业诺普信先后参股或者控股山东兆丰年生物公司、青岛星牌作物科学公司、常德邦达绿色作物开发公司、东莞施普旺生物科技公司、济南绿邦化工公司以及今年3月全资收购福建新农大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等农化企业。而这种趋势还将因政府的政策支持而加快。
      由工信部发布的《农药工业产业政策》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农药企业数量减少30%，国内前20位企业的销售额达到总销售额的50%以上，2020年达到70%以上，该政策中对农药企业的并购重组提出了具体扶持措施，并即将颁布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