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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照例是青藏线最为繁忙的时节,大卡车、长途客车、小轿车、山地车……在高低起伏的高原上迤逦行进。
络绎不绝的车流中,一支由8辆越野车组成的车队引人注目。这支由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共20多人组成的队伍,将奔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的源头地区,采集鱼类、水生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的样品和标本,对那里的水生生物资源与环境进行首次科学考察……
如果长江源区的水生生物再遭受破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将名不副实
此次考察活动自7月24日开始,由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渔委)、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发起,中科院水生所、中国水产科研院长江所和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站的专家共同参与,将在一周的时间里奔袭5000多公里。
“看,藏野驴!”“呀,还有藏羚羊!”……这些难得一见的高原精灵让大家兴奋不已。而本次科考队队长、长渔委办公室副主任赵依民此刻想得更多的,是长江和生活在其中的水生生物。
“6300多公里的长江中,曾经游动着包括中华鲟、胭脂鱼、‘长江三鲜’、‘四大家鱼’等在内的370多种鱼类,以及异常丰富的其它水生生物,其生物多样性仅次于亚马逊河。但是,如今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了!”说起长江,赵依民心里沉甸甸的,“在各种人类活动的长期‘围追堵截’下,长江自金沙江以下江段的水生生物已是全面告急:鲥鱼等‘长江三鲜’已难觅其踪,中华鲟、胭脂鱼等更加稀少……”
在为保护长江中下游的水生生物呼吁奔走的同时,他把目光转向了长江源区:那里的鱼类和其它水生生物现状如何?截至目前,这一地区的水生生物,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应该及早对长江源区的水生生物做一次科学考察,把家底摸清楚!”他的这一想法,与自己多年的合作伙伴——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实施副总监王利民博士不谋而合。
王博士对这次科考还有别样的理解:“长江源区是我国受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一。研究资料表明,自1960年以来这一地区持续增温,其幅度大约在每10年0.2摄氏度;这一地区的冰川与永久积雪面积持续缩小,河流和湖泊也不断萎缩。这些变化,无疑会对长江源区的鱼类等水生生物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几条小鱼、几个小虾,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丁,是这支科考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队员。当记者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并没有笑话“小儿科”:“在许多人眼里,长江里的水生生物远没有藏羚羊、藏野驴等那么可爱、那么珍贵。其实,对于长江源区的生态系统来说,最关键的是水和其中的水生生物。如果长江源区没有了水生生物,其生态服务功能将大大退化,不仅对源区的水鸟等野生动物、植物产生直接影响,还会使长江下游的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他反问了一句:“都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中下游的生态系统已是千疮百孔、不堪重负,如果源区的水生生物再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我们的母亲河还能叫母亲河吗?”
高原鳅、裂腹鱼,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展示着生命的神奇
7月25日下午6点左右,经过11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科考队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通天河支流——楚玛尔河。队伍停了下来,开始在河里采集标本。但是,第一战却出师不利:网撒到洪流汹涌的河水中,连条鱼苗都没捞到。
当晚住在海拔4600米的唐古拉兵站。这时,高原反应越来越厉害,许多人头疼、心慌,一脸痛苦。6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听着同伴粗重的喘气声,心想明天能采到标本多好啊!
第二天上午,队伍向着此次科考的最高点——位于西藏安多县玛曲乡、海拔5100多米的通天河上游进发。天气虽然放晴,但运气却不好。车队转到土路上跑了几十公里,道路就被暴涨的玛曲河(通天河的支流,当地人称唐古拉河)彻底冲毁。车队中的“猎豹”想加足马力冲过去,却深陷河中,另一辆越野车费了半天劲才把它拖回来。
前行无望,就地作业。青海渔业环境监测站的工程师唐文家等人卸下捕鱼工具,穿上皮裤,下到冰冷的河里采样。总算“有心人天不负”,居然捕到了10多条小鱼,最长的只有十几厘米。
“不错!不错!”唐文家很是兴奋:“这里海拔4700多米,年平均水温在0摄氏度左右,鱼1年才长一两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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