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幼鱼为什么这么难？

　　数据显示，去年全省海洋捕捞产量300多万吨，其中三分之一是小鱼小虾。这些幼鱼只以每斤五毛或一块的价格贱卖，渔民根本赚不到多少钱，却极大地伤害了海洋渔业资源。

　　
　　保护幼鱼，为什么这么难？背后有何深层次的原因？如何加强执法？钱江晚报记者继续进行了调查。

　　
　　“现在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整治，都是在治标，最根本的是顶层设计有问题，一些政策和法律需要调整和完善。”省渔业系统一名专家这样向钱江晚报记者直言。

　　
　　在他看来，目前幼鱼的保护面临诸多客观难题。“比如全国伏休的时间不统一，各种渔船的伏休时间不统一等等。”

　　
　　同样，省人大代表、温岭渔民郭文标也致电钱江晚报记者，代表沿海众多渔民呼吁：“绝大多数渔民都反对这种‘断子绝孙’捕捞法，为此我们也呼吁了很多年，可一直没结果。”

　　
　　一个现实的问题
　　
　　执法力量薄弱，人员配备不够
　　
　　建议：应引入社会治理

　　
　　说起渔业部门的执法现状，省海洋渔业局执法总队总队长朱家立深有感触。

　　
　　“就像猫捉老鼠，经常需要半夜埋伏。”他说，那些违规违法渔船，白天躲在监管线外，入夜就跑到线内。朱家立说的，是执法海域的问题，“我们的执法权限只能在禁渔线内，禁渔线以外归海警管。”
　　

　　“这是体制上的难题，还需进一步理顺。”他说。而从执法队伍上看，人手紧缺，是一个普遍问题。

　　
　　温岭市渔业执法大队共有39人，其中22人为正式成员，其余均为合同工，“而就是这39人，就要管住温岭的2400多艘渔船，偌大一片洋面。”温岭市海洋与渔业局执法大队大队长苗文军说，“既要管海上，还要管陆地，确实分身乏术。”

　　
　　谢道煌是执法大队的一名合同工，他今年39岁，在执法队已经工作了近10年。一开始他每月的工资是1800元，现在涨到3000多元。“如果是为了钱，我肯定不干了。做我们这行，都是海边长大的，有一种情结，都想保护海洋。”

　　
　　“应该采用社会治理的方式，而不仅仅只靠海洋渔业部门，应该多部门联动，像市场监管部门、公安部门等，还要发动渔民和媒体的监督力量，才会有更好的效果。”朱家立说。

　　
　　一个制度的“漏洞”
　　
　　浙江省在保护，外省的来偷
　　
　　建议：休渔制度应全国统一
　　

　　上周，钱江晚报记者随着渔政船出海，亲历了一天的执法过程。

　　
　　“你也看到了，我们查获的大多数是外省渔船。”台州市海洋渔业局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军杰告诉记者。在温岭目前查获的上百艘违规违法渔船中，省外船占了绝大多数。
　　

　　进入5月，浙江陆续进入休渔期，为什么会有大批的渔船来浙江捕鱼？吴军杰解释说，这是因为全国各地的伏休时间不统一。
　　

　　据了解，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行夏季休渔制度。这么多年，一直未进行过调整和完善。但由于我国海岸线长，有东海、渤海、黄海、南海等海域，各区域伏休的时间并不一致。

　　
　　“我们浙江还在休渔期，山东、福建等地的渔船却可以出海捕捞。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本地的渔船在港内停得好好的，外省的渔船却偷偷驶入禁渔区，大肆捕捞。”吴军杰说。

　　
　　在执法中，吴军杰听到了很多渔民的抱怨，“我们浙江自己管得这么严，鱼却被外省的船捞走了。”

　　
　　“渔民的意见的确很大，自己不能捕，眼睁睁看人家来捕。自己保护得好，可人家要来破坏，同样没用。”省人大代表、渔民郭文标说，“我们希望(这种现象)能够引起农业部的重视。”
　　

　　“海上不像陆地，它是流动的，不能按区域划分，应该全国一盘棋来管理，才能管得好。”省海洋渔业局执法总队总队长朱家立认为，制度实施了20多年，是时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了，至少不能一成不变，可以每年改进一些，“如果难度太大，可以先区域性地统一时间，比如江苏、福建、上海和浙江先统一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的伏休制度，是按船只类型分别执行的。也就是说，类型不同渔船休渔的日期也不同。比如，现在是休渔期，拖虾船就可以出海捕虾。“可是，很难保证拖虾船出海后，它没带其他的捕鱼工具。”朱家立说。

　　
　　不仅如此，业内人士建议，休渔的时间也应该再提前。因为受到气象、环境等的影响，一些鱼类的生长周期较20年前也已经大大提前了。

　　
　　比如，执法人员就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海里的小带鱼特别少。

　　
　　“带鱼产卵期提前，禁渔期前渔民又抢生产，捕捞强度加大，导致很多幼鱼在禁渔期前就被捕捞上来了。”吴军杰说。

　　
　　“很多鱼苗四五月份刚放下去就被捞走了，根本没有生长时间。”朱家立建议，“休渔期可以从五月份提早到四月份甚至是三月份，更有利于保护幼鱼。”

　　
　　一部滞后的法规
　　
　　滥捕幼鱼难定罪，违法成本低
　　
　　建议：完善立法
　　
　　朱家立告诉记者，目前，在幼鱼保护方面还存在法律上的不完善等问题。

　　
　　“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渔船滥捕的违法成本很低。”他介绍说，“十来年前，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就规定，违法捕捞幼鱼的，可以处罚5万元，这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大数目，会让大多数违法者肉痛。可是放到现在，罚这点钱根本没有什么威慑力。渔船随便出趟海，就赚回来了。”
　　

　　执法人员认为，这么多年，关于幼鱼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款没有更新完善，执法没有明确的依据。

　　
　　按照省内的有关规定，准许捕捞期间，所有海洋经济鱼类的幼鱼合计比例不得超过该航次总渔获量的25%。也就是说，不在禁渔期内，只要幼鱼在总渔获量的25%以内，并不违法。

　　
　　那么问题又来了，25%怎么确定？
　　

　　“渔船一到码头就会卸货，工人会按大中小三档分拣，大中型的渔获很快就会被行贩抢空，而小型的往往被作为下脚料运往鱼粉厂制成饲料。”苗文军说，“于是执法难题就来了，该船的渔获中出现幼鱼，是否超过25%的比例就难以确定，因为总渔获量很难调查清楚。”

　　
　　按照现有的执法力量，根本做不到给每艘到港的渔船进行总过磅。

　　
　　此外，对于这些已经捕获的幼鱼的处理方式，法律也没有相关规定。朱家立认为，今后法规在这方面也需要进行更细化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