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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船只集结出发
搜寻中华鲟的踪迹
雾气蒙蒙中，6条小渔船一字排开，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12位经验丰富的渔民，在静如湖水的江面搜寻，眼神专注而虔诚。他们的目标，是中华鲟。
昨日，2016年野生中华鲟科研捕捞，在宜昌葛洲坝下游启动。这是2008年农业部中止野生中华鲟科研捕捞之后，首度开禁。
此前连续三年，科研人员未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去年10月至今年2月对宜昌至安庆千余公里长江江段的大型科考，也未发现它们的新“产房”(楚天都市报曾多次报道)。这一和恐龙同时代的古老生命，已经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此次特许科研捕捞，是为了给野生中华鲟打上超声波标记，追踪它们的活动轨迹：究竟是找到了未被发现的隐秘“产房”，还是真的中止了自然繁殖。
八旬渔民参与科研捕捞
昨日的搜寻，在长江葛洲坝下游5公里范围内进行。
清晨时分，长航宜昌船厂码头边，6条小渔船整装待发。船身挂着醒目的“保护长江生态”、“特许科研捕捞”标识。
“是捞中华鲟吧?”一位垂钓者好奇地问。
“是的。现在不好捞哦!”53岁的刘先云回答。参加此次科研捕捞的，都是当地渔民，大多参与过此前的寻找中华鲟“新产房”大型科考，经验丰富。刘先云和父亲刘光森，更是多次参加中华鲟科研捕捞。接到再次捕捞中华鲟的任务后，前日，父子俩从下游的猇亭虎牙水域，花了2个多小时开船赶来。
上午8时许，浓雾渐渐散开。6条小船两两一组，在江面来回拉网式搜寻。
楚天都市报记者登上刘先云的渔船。他一遍遍下钩、一次次拉起，半天过去，后背的衣裳被汗水湿透，却一无所获。
“10年前我参加捕捞的时候，个把星期才捞到。不过那时中华鲟比现在多，肉眼都看到它们在江里游。今天却什么都看不到，连条小鱼都没有。”他说。
80岁的刘光森负责开船，话不多，默默盯着江面。他打了一辈子鱼，在小小的渔船上来去自如。
老人回忆，他第一次捕捞到中华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中华鲟多得很，不过只是从宜昌路过，到上游金沙江产卵。葛洲坝建起后，它们只能在坝下产卵，刚开始比以前还多，后来就慢慢没得了。”
首日一无所获令人焦虑
经过一天搜寻，没有发现中华鲟的踪迹。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工程师刘志刚站在岸边的趸船上，眉头紧锁，连雨点打到身上都浑然不觉。
“我们已有心理准备，这次捕捞不会那么容易。”他告诉记者，自己从1997年开始从事中华鲟科研，多次参与科研捕捞，直到2008年，因野生中华鲟数量急剧减少，科研捕捞被农业部叫停。
刘志刚说，一二十年前，中华鲟科研捕捞每年能收获数十尾。今年，农业部审批的特许科研捕捞数量为4尾，时间从3月30日至6月30日。
长江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成友介绍，去年秋冬，大约有数十尾中华鲟游到葛洲坝下游的产卵场，科研人员用声呐探测仪捕捉到它们的大致位置。其中部分性腺尚未发育成熟的中华鲟，会在这里待上一年，等到今年秋天产卵季节。
“江底有不少深潭，中华鲟喜欢待在里面。如果它们一直不出来，捕捞会很困难。”王成友说，科研捕捞的钩具不会伤害中华鲟，捕捞出水后，将就地给它们打上超声波追踪标记，并立即放流。此前，科研人员已在宜昌至上海长江沿线设置了30个超声波监测站，将沿途追踪中华鲟的活动轨迹。
中华鲟是中止了自然产卵，还是找到了新“产房”?王成友说，此次科研捕捞地除了宜昌，还包括下游的江陵和石首，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和原因。
不堪回首的“返乡之旅”
“2008年之前的科研捕捞，主要是为了人工繁殖;今年则主要是为了跟踪寻找天然产卵场。”王成友说，科研人员以前也对一些中华鲟进行过跟踪监测，但只有3条被打上超声波标记的野生中华鲟从大海游回长江，且都没能存活下来。
说起这3条中华鲟的“返乡之旅”，王成友的声音变得低沉起来。
“JZ0701”是王成友追踪的26尾野生中华鲟之一的编号，于2007年4月22日在荆州被打上标记后放流。它是当时放流的最大一条中华鲟，重902斤，雌性，被称为“中华鲟女王”。
2008年，它回来了。“当脉冲信号在江阴江段被截获时，我非常兴奋。”王成友说。然而，兴奋很快变成心痛——2008年10月14日，“JZ0701”抵达葛洲坝下数天后，被渔民捕杀。
同样让他心痛的，还有2007年标记跟踪的“MZ0713”，一条体长2.6米的雄性中华鲟。“我们记录了它完整的生活史，从江河到大海，一共707天。它2009年洄游时，我们一路追踪。信号过了铜陵，算一算差不多快到岳阳了，我们等着它一直往上游，却再也没有收到信号。”几天后，岳阳江段传来消息，一条中华鲟被渔网缠住死亡，“一解剖，是MZ0713。”
还有一条被植入标志牌的中华鲟，于2014年11月25日出现在葛洲坝大江电站9号泄洪口，“脑袋都被打碎了，尾巴被扯掉半截，身上骨板多处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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