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条转基因鱼诞生在中国。彼时,该技术领先美国同行三年时间。二十五年后,美国实现世界上首例转基因鱼的商业化,而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首创技术依然在围城中徘徊。
最近,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正式批准转基因三文鱼上市,从而使美国成为转基因动物消费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转基因鱼的上市之路中,美国其实是后来者。
1990年,一则关于世界首条转基因鱼的报道刊登于《纽约时报》。这条鱼的“主人”是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水生生物所研究员朱作言。彼时,该技术领先美国同行3年时间。
遗憾的是,25年后,美国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鱼的商业化,而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首创技术依然在围城中徘徊。
领跑者的无奈
1983年,由朱作言领衔的团队通过“显微注射技术”,成功将重组人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鲫鱼受精卵,获得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鱼。
“当我们做出第一条转基因鱼时,国外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朱作言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之所以萌生转基因鱼的想法,是受到了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先生的启发。“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我们不可能拿到鱼的基因,所以只能把总体的DNA转进去。”
牛刀小试后,朱作言信心倍增。1991年,他又对黄河鲤鱼进行了“改造”。“我们克隆了草鱼生长基因,并换上鲤鱼自身的肌动蛋白基因启动子,然后转移到黄河鲤鱼的受精卵中,让黄河鲤鱼带有促进草鱼生长功能的蛋白质。”
研究显示,在同等养殖条件下,转基因鲤鱼的平均生长速度比普通黄河鲤快52.93%~114.92%。经过多代筛选后,研究人员获得了稳定的“转全鱼生长基因黄河鲤”品系。此项技术可将养殖周期缩短一半,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和风险,也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我国鲤鱼年产量在500万吨以上,应用潜力很大。”朱作言说。
嗅觉敏锐的美国商人很快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难得的商机。2000年,培育转基因三文鱼的美国公司AquaBounty Technologies首任总裁埃利奥特·恩提斯曾专门来到武汉,与朱作言寻求合作可能。
“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兴趣,但由于鲤鱼在美国没有太大市场,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果当年做的是三文鱼,很可能第一个上市。”朱作言表示。
那么,世界上第一条转基因鱼为何没能在中国本土市场化?
“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朱作言说,“尽管在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但要第一个进入市场,我没有信心,政府也不会有这个勇气,特别是面对着转基因被长期误解的社会舆论。”
科学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尽管未能最终撞线,但朱作言依然对美国转基因三文鱼上市感到欣慰。
“这是一件好事。”在朱作言看来,转基因三文鱼上市的意义不只在于事件本身。“它打开了转基因动物进入市场的大门,对于食用转基因农产品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科学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其实,在转基因三文鱼的上市过程中,美国也可谓步步为营。FDA直到2010年才完成了食品安全评估,2012年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估。“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最终上市,一方面是顾及公众反应,也有来自传统三文鱼产业的压力。”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最终上市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府的决定至关重要,说明它能判断出这个事情代表着未来的生产力和发展方向。”朱作言强调。
不仅如此,科学家也对自己的职能有着清晰的认知。“美国科学家非常清楚做到哪一步、该由谁来接力,不像我们的科学家,从研究到市场化都要由自己完成。”朱作言说。
这样的底气来自美国社会强大的研发转化机制。“一项新的科学发现,不用科学家去跟社会沟通,市场观念强烈的企业会自动找上门来。”美国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时的那份执着,令朱作言感慨不已。“AquaBounty Technologies公司在被审批程序拖得濒临破产的情况下还继续坚持申报,而我们当时没有经验,也没有信心。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责任的。”
需要更多反思
在转基因研究方面,中国丢掉的或许不仅仅是一条“鱼”。
“朱作言先生的转基因黄河鲤鱼,是我经常提到的案例。”罗云波表示,这样的遗憾会让中国在转基因战略上陷入被动。“未来我们在健康、环境、制药、营养领域的研究都会受制于人,绝不仅是转基因食品的问题。”
在罗云波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认识或许存在一定偏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的胰岛素是转基因的,乙肝疫苗也是转基因的。”
政府的态度也让学者们感到无奈。“在转基因重大研究专项中,只要是涉及科普的内容,不是被政府部门砍掉,就是经费被压缩。它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科普需要这么多钱。”此前,罗云波曾申请500万元经费与农影厂拍一些转基因纪录片,但经层层审批后,只剩下100万元。“这样一来,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了。” “政府在对待创新的态度上,不能是锦上添花,应该雪中送炭。”朱作言表示,政府的任务是鉴别和排除创新驱动发展中可能产生的任何障碍,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引导和扶植。“在国家转基因重大研究专项中,转基因鱼这样有优势、有应用前景的研究却并未被纳入其中。”
朱作言呼吁,中国未来一定要形成完备的研发转化机制。如果企业不能成为创新主体,科学家无论出多少成果,也无济于事。“我们的转基因黄河鲤早已准备好了,现在只缺政府决策准入这临门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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