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渔仓”陷入无鱼窘境 宁波“船二代”岸上谋转型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图为冬日午后停泊在象山港的渔船　林波　摄 

　　                                     图为冬日午后停泊在象山港的渔船　林波　摄 
中新网宁波12月31日电 (林波 李佳赟徐小勇)石浦渔港潮起潮落，浙江省象山县东门渔村村民张睿民从出生起便枕着大海的涛声入眠，从最早的木结构渔船千帆竞发到如今的钢质渔轮首尾相连，50岁的张睿民见证了从鱼虾满仓到寥寥无几的时光流转。 
随着近年来海洋渔业的逐渐枯竭，“东海渔仓”陷入无鱼窘境，世代捕鱼的船老大开始陷入了“守业”与“成本”的攻坚战，而新一代的知识型“渔后代”们或是“出走”渔村，或是带着技术回归。在这片永不静止的海面上，迷茫与希望并存。 
渔民陷资源匮乏窘境 
青年流失渔村空寂 
大海，是自然给予东门渔村这片土地最为惊喜的馈赠。当长长的岸头排满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海带与苔条，再配合远处渔家女子在夕阳下编织渔网的剪影，整个东门村似乎都陷入到一种极度温柔的色彩之中。 
但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东海渔业资源正逐渐枯竭。张睿民回忆说，曾经只要轻摇舢板，一网便能捕获百斤大黄鱼，“而如今，随着渔业资源的减少，近海区域的大黄鱼都没有了。” 
尽管东门村渔民的渔轮不断升级，出海范围也越来越远，但效益却逐年下降。“有时候出海一趟，亏本回来也不一定。加上渔网、采购、船体维修、柴油等费用，出海一次平均要花费约三十万。”张睿民略显激动地比划着三个手指，担心海风盖过他的声音。 
而在距码头不远处的东门渔村宅屋内，一位渔民老伯倚靠在斑驳的门墙旁，他眯着眼告诉记者，由于田地资源缺乏，东门村的村民世代以捕鱼为生，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岛进城，东门村渐渐变得灰冷与黯淡。 
“村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年轻人都搬出去了，只剩下老人。”老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古旧的房屋随着主人的迁出，在时光的水痕中变得破败，而为数不多的新建楼房内，也只剩下劳累了半辈子的渔民老夫妻。
孙晴的丈夫是一名船老大，但她却并不希望怀中嘤嘤啼哭的儿子“子承父业”。“最近几年捕鱼的效益下来了，再加上风险又大，如果不是因为没文化，找不到别的技术活，我也不希望老公继续出海捕鱼。”


　　“我们在石浦镇上买了房子，每个月回村看望老人一次。”孙晴坦言，她的弟弟在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宁波城区工作，买房后也顺带将户口迁了出去。


　　面对村子年轻力量的流失，渔文化的传承也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补网了，以后这项手艺怕是会失传咯。”码头上，一位头戴斗笠的村民一边用梭子飞快穿过网钩，一边叹息道。


　　而在一旁，标立着“渔文化民俗村”的指示牌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晃了晃，最终又悄悄归于平寂。


　　“海洋资源维护与渔业传承相互交叉。”在宁波大学海洋学院院长严小军看来，渔业资源的保护是根本大计，资源的枯竭必将导致渔业的衰落，若海洋无法休养生息，捕鱼技术及渔文化都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革而被搬进博物馆。


　　“外来户”成为渔民“生力军”
　　船老大弃捕鱼谋转型


　　随着本地“渔后代”的流失，大量来自安徽、四川等内陆地区的年轻人成了渔船上的主力，渔民结构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据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统计，目前宁波市共登记合法渔船6700余艘。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一打三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林建国表示，近年来外省籍务工人员逐渐成为宁波市海洋捕捞业的“生力军”，“比如象山的渔船，除了船长，大部分的人都是外来人员。”


　　船老大李勇表示，外来船员主要通过中介或者是老乡相互介绍认识，他们的平均工资为每月一万三千元左右，高的甚至能达到两万元，即使这样，也是一人难求。“由于人手不够，每次我都亲自跟着出海。”


　　今年35岁的王成来自四川，2010年，他通过朋友的介绍来到象山港成为了一名“新渔民”。“由于之前没有出海的经验，第一次上船就吐得脸色发青。”在船上等待再次出海的王成回忆起来仍显得心有余悸，“捕鱼实在是苦。”


　　趁着离开船出海还有几个小时，王成和几个老乡搭着海上摆渡船回到了岸上，海上的寂寞生活使他们更加珍惜岸上的风景，他们打算在出海前再绕着村子逛一下。海风中，这几个年轻的背影显得有些落寞。


　　而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减少，不仅渔民构成发生了变化，沿海捕鱼产业也在冲击中开始了转型，世代捕鱼的渔民开始尝试“洗脚”上岸，东海边逐渐衍生出了油品船、渔运船作业及船舶修造、制冰、冷藏、加工、销售等配套产业链。


　　今年55岁的詹文明原是一名渔民，捕鱼效益下降后，他便购买了一艘拥有1000多马力的渔运船，用于对海上刚捕获的鱼货进行速冻、分类、加工、生产等流水作业，被业内人士称为“移动的海上冰工厂”。


　　驾驶着这艘可抵4艘钢制渔轮、往返可容纳5万多箱鱼货的“庞然大物”，老詹穿梭于各大渔场。通过实现与海上渔轮的对接，老詹在第一时间对鱼肉进行了冷冻处理，保住了最鲜美的口感。


　　“现在的人嘴巴越来越刁，都爱吃新鲜的，而且我开船去海上买鱼，可以节省渔船来回往返的时间和柴油，渔老大都愿意把鱼低价卖给我。”詹文明说。


　　望着海上起伏变化的潮水，詹文明感叹，自己从15岁开始捕鱼，现在鱼少了，光捕鱼已经不行了，“人要变，才能找到出路”。


　　“渔后代”携技术回归
　　专家呼吁配套制度支持


　　詹文明的儿子即将研究生毕业，此前父子俩的谈话中，儿子明确表示不会回来继承父亲“衣钵”。虽然不愿意回归，但小詹还是想助父亲一臂之力，凭借自己在信息时代所练就的嗅觉，他为父亲的冷冻船开设了网上店铺，架构起冷冻海鲜的网络销售渠道。


　　如今詹文明的生意经已经拓展至福建、江苏等地，并逐渐向海外市场延伸。“年轻人想法活络，眼界比我们宽。”言语间，老詹还是希望儿子在外闯荡一番后能够回归。


　　虽然渔村的年轻人逐渐“出走”，但由于难舍从小侵染的渔村环境和海洋文化，在象山石浦，仍有不少年轻人进入正规院校、接受专业知识后，重又回归“船老大”的队伍中。


　　李勇就是其中一人，见证了父亲从小渔船到大渔船的变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不甘心被一艘渔船捆绑住自己的手脚。


　　“信息社会，能接触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石浦跟随父亲出海。


　　在大学里，李勇学习的是经济管理专业，近几年兴起的海上养殖项目正是他考察的方向。最近一段时间，李勇频频到青岛等地考察海上人工养殖项目，也与高校专家进行了沟通。他告诉记者，近年来海上渔业资源逐渐枯竭，光靠捕鱼，并不能实现长期发展，从长效机制考虑，他决定慢慢转型，进军海上养殖业。


　　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认为，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渔业产业带的转型创新之路势在必行，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需对转型渔民提供相应的培训教育和技术引导，从失业保障、工商减免等社会保障方面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今年，浙江全省开展了修复振兴浙江渔场暨一打三整治行动，在打击非法捕捞生产行为的同时，还在行动中注重堵疏结合，力促渔民平稳实现转产转业。“为满足渔民的专业需求，宁波各个县市区开展了对转产渔民的再就业技能培训，并对转产渔民所从事的海水养殖、水产加工、市场流通、休闲渔业等项目建设进行补助。”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科技经贸处处长张士锋介绍道。


　　站在海堤上，望着远处微起波澜的海面，李勇的心中也颇不平静，“希望人工养殖能重现昔日‘海上粮仓’盛况，这片熟悉的海域能再度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