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深圳德的本地渔民 谋生方式选择的多样化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老渔民何连胜家花墙外横放着一条可坐6人的小快艇，上面喷着黑底、有“粤龙岗渔”字样的五位数字捕捞船牌。深圳市的捕捞船船牌自2006年起便不再发放，眼前的这条老渔船，如今最常过的日子便是无风无雨时在房前晒太阳。

    何连胜家和码头隔着一条海鲜街和一条四车道宽的马路，这条“停”在居民楼间水泥路上的渔船却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

  观光旅游弃渔不弃船

    “小游艇（出海）1次1000，快艇（出海）1次400。”2月23日下午2点，在东渔码头边上，居民小蔡正在招呼前来度假的游客。此时岸边停靠着一艘小游艇和几艘快艇。

    小蔡有时自己载游客出海兜一圈“赚个几百块”，有时也会像现在这样顺便帮朋友招揽生意。仍旧留住在东渔社区的小蔡一家和社区里很多其他新一代“渔民”家庭一样，男人出海载客、女人在家晒海味带孩子。

    “我们也是渔民啊，我们也是吃海的嘛。”小蔡说虽然自己不打鱼，但是靠出海载客，也算是“靠海吃海的一种”，所以“自己还是渔民”。

    在深圳沿海的渔社区，很多像小蔡这样的年轻“渔民”从未从事过打鱼。随着近海环境的改变和鱼量的锐减，以捕捞为营生手段的渔民有些不再打鱼，有些转产转业，但大部分仍未离开传统的“渔”船。

2005年8月，随着东渔社区海上观光休闲码头和避风塘的全面竣工，这个被列为“深圳市重点扶贫社区之一”的小渔村一跃变身为旅游胜地。而“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这一转型目标像模板一样，印在几乎所有深圳东部沿海渔社区身上，很多渔民转向了海洋旅游等行业。

何连胜的儿子何笑东现正替私人老板开游艇，2012年考取了游艇驾驶证，如今每月能拿到固定工资近3000元的他，便不再出海打鱼。

何笑东的工作也相对轻松——定期给游艇做护理，老板需要时便去开游艇。“去年十个月才上十天班。”何笑东说。“当时村委组织考证，费用比较便宜，8000多，外面机构要1万多。由于开过船，上手很快，几节课后就考证。”

2011年，针对南澳渔民文化水平相对低、就业困难的情况，深圳南澳街道以南渔社区为试点，举办了“南澳居民首届游艇会培训班”（即深圳湾游艇会国际驾驶培训中心第七届学员培训班），南渔社区47位渔民通过培训后成功领取了毕业证书。

截至去年3月，南澳街道已有75位居民考取了游艇驾驶证，其中20余人分别在浪骑、大梅沙等游艇会上班。

另外，不少人还考取了“救生员证书”，希望能持证上岗，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

2

晒鱼，养殖，转产不离海

    2月21日早上6点天刚亮，清姐和她的丈夫照例来到南澳水产市场挑选新鲜的鱼。但因为今天市场鱼不多，他们只买回来了100多斤泥鯭。

    回到弟弟光仔的海味店后，去除鱼头、清理鱼身，不到一个小时时间，一百多斤鱼便处理完毕。

    “是渔民就都会晒鱼啊。”清姐从小就和家人学制海味、晒鱼干，并不觉得渔民晒海味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儿，也不清楚“目前南渔社区唯一一家自晒鱼干的海味店”这一说法所带来的效益。

    光仔的店在南澳海味街上。这条大约250米长的街道在南渔社区内，共有46家海味店。鲍参翅肚，虾皮紫菜，行走在街道上，能明显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海味产品的咸香气味。而光仔店里的“招牌”，便是姐姐（清姐）亲自晒的鱼干。

    清姐根据鱼的大小将鱼放在两个盛着盐水的桶里，不同大小的鱼，浸泡时间不同，而且时间的把握直接关系到鱼干的口感。像今天买到的泥鯭，只需“浸泡一个小时左右就行了”。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和对盐度的把握都只能“凭经验”，即便是海味店老板光仔本人也无法掌握。

    鱼干的晒制则需在海味店二楼的小露台进行，100多斤的鱼一条紧挨着一条整齐地排在铁网架上，它们还要在太阳下风干一两天。

    光仔全名郭建光，自高一辍学便帮哥哥出海打鱼、养鱼，2004年开始经营海味店。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那种吃苦精神。”光仔认为，自己这一代人没有老一辈渔民那么“能捱”，面对艰难的现状，“我们会选择从事更容易生存、更能直接带来好生活的行业”。

    同样经历过多次转产尝试的还有南渔社区的渔民石永雄。因为1998年那次大规模赤潮，南澳渔社区许多从事养殖业的渔民血本无归，不得不将自己的渔排卖掉，从事旅游业、水产品加工或者其他行业，石永雄也是其中一员。

    转业后的石永雄在陆上做起了五金买卖，但好景不长，因为亏本，他在2000年再一次下海养渔排。“一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海上生活，二是因为自己学历比较低。”由于渔排养殖风险大，石永雄又转而从事休闲观光渔业。

    “海上养鱼是天生天养，不像池塘养鱼可以控制。”石永雄妻子张银娥说，“去年台风‘天兔’打烂渔排，把木头、网、浮箱都撞烂了，鱼也跑了，亏了20多万。”

    渔业处副处长袁振江告诉记者，深圳的渔排养殖主要集中在大鹏新区，“全市约有200家渔排，总养殖面积达6000亩，渔排养殖量大概3700吨左右。”

    “现在养鱼很难挣钱，旅游比较挣钱。”石永雄的渔排既养鱼又供游客钓鱼。此外，他也会开着自己的快艇载客出海钓鱼，一般情况下人均收费四五十元。石永雄说，像他这个年纪的渔民，离开这个地方去从事别的行业会“很难适应”，因此养殖、观光行业成为不少中年渔民的“新兴产业”。

3

    海洋不是渔民后代的主场

    或许对于岸上的人来说，与海为伴的渔业生活是神秘而有趣的，但对许多“渔民后代”而言，他们不想继续从事父母的职业。海洋已不是主场，海洋之外有更多他们向往的世界。

    90后“渔民后代”阿龙，曾明确向父母表态称不会从事渔业。“第一，我有自己的想法，不想走老爸铺好的路；第二，如果在家里，一做（打鱼）就会像我爸妈那样做一辈子了。”20岁的阿龙现在就读于广州某院校的设计专业，即将毕业的他对海的感情远不及父辈那般浓厚。

    “在他小的时候我们出去钓鱼，半夜三更回到家，他已经睡着了。然后他还没起床我们又出海了，他觉得我们很辛苦。”阿龙的妈妈回忆道。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阿龙从小就和父母“聚少离多”。

    如今阿龙父母“转产”从事休闲观光渔业，假日生意好，夫妻俩依旧没空陪伴放假回家的儿子。“他觉得我们这行不是很好，他也很少跟我们一起出海，除非有空才会跟我们出去帮忙，有同学来才会带他们出海看看。”阿龙的妈妈说。

    8  0后梁俊彪目前在渔一社区工作站工作，他的外公、父亲都是地道的渔民。他介绍，与他同龄的居民原来还会从事海洋运输业，但后来都选择放弃，转向其他行业。他认为，因为海域污染、非法捕捞等原因，“渔民会越来越少”，而他也深感疑惑：“以后的深圳还需要渔业吗？”

    2006年前后，国家出台相关规定，不再发放捕捞船牌。在那些家里孩子比较多的渔民家庭中，因为面临着“一个船牌不够分”的现状，大部分“渔民后代”因不想引起家庭争执，也都会选择外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