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禁渔三月渔民苦恼：要么失业要么当临时工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眼下，该是湘江水一年中最平静的时期。4月1日起，湘江禁渔三个月，渔船悉数撤出水面。

　　这是湘江干流继2013年之后第二次全面禁渔。衡山县永和乡宝龙社区的渔民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家乡。他们将船靠岸，行走在很久不曾踏过的土地上。

　　两年前长沙市政府取缔“吃鱼船”后，渔民们只剩下流水捕捞这一原始作业方式。但是，渔业资源的日益匮乏，政府政策上的利弊权衡，以及自身能力的有限，似乎构成了这道难题的方方面面，考验这些渔民生存智慧的同时，也促使他们思考新的出路在哪里。

　　现状要么失业，要么当临时工

　　湘江干流流域，渔船共有4000多条。其中，衡阳市6个区县占总数的一半多，这中间就包括了衡山县的500条渔船。

　　永和乡宝龙社区居委会242户渔民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才是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渔民”——没有田地，所有生计就依靠这一条船。

　　永和乡地处衡山县东南部，东临湘江、西倚南岳。县城汽车站每天只有两趟大巴车通往永和，路程约一个小时。

　　4月10日上午，记者从高铁站搭乘的士前往宝龙。一路泥泞之后，眼前突然开阔，湘江水面烟波浩渺，岸边停着一线渔船，大概有近百条。

　　渔船的这边就是宝龙社区。成谷生是这里的渔民，今年53岁，略显苍老。他正拎着一袋子蔬菜从隔壁集市上回来。

　　成谷生的船停在家门口的河边，渔船有几十年历史了，被刷过无数次油漆后反复使用。他说，父亲成冬行曾经是渔业捕捞大队的队长，今年已有九十高龄，渔船也是从他手中传下来的。

　　3月31日晚，接到衡山渔政部门的禁渔通知后，成谷生就跟乡邻们驾船从长沙回了老家。眼下，他赋闲在家，偶尔补补渔网，或者到邻居家去帮忙给渔船刷漆。20多岁的儿子也跟着他打鱼，禁渔后没有回来，在长沙打点零工，妻子则留在长沙帮儿子照看孩子。

　　眼下的村庄是寂静的。200多户居民，跟成谷生家的境况一样，大部分年轻人都趁这段时间去城里做临时工，禁渔期过后再回来。村庄跟沉默的船只一样，守着一江春水。

　　村里比较显眼的是红砖楼房，楼房看上去有些年月。老成说，大部分都是前些年打鱼赚来的钱盖的。四年前，他也跟风搞了条“吃鱼船”，花了8万多元，船就停在猴子石大桥桥下，每年能赚上两三万元。2011年长沙市政府要求取缔“吃鱼船”后，他把船卖了，换得6万元。“船本身赔了一点，但政策是这样，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

　　另一位叫康汉新的渔民也卖了船。他说，村里近半数渔民都曾搞过餐饮船，后来大部分都把船卖了，只有极少数还在一些隐蔽的地方搞，政府也不会注意到。

　　成谷生说，政府对于渔民有1万元的房屋建设补助，但有些家庭依然无力建房。他们常年生活在渔船上，禁渔之后就搬到衡山县城的廉租房里居住，或者干脆去外面打工，只在过年的时候回来。

　　68岁的颜少芳就住在廉租房里。这些设施简单的廉租房位于衡山县城区，2012年由政府统一配给，每年600到800元不等的租金，政府每年会给他们1500元的补贴，用以交付租金和物业水电等费用。这样的渔民，整个宝龙有20多户。与此对应的，他们的渔船并没有开回家，而是停在衡山县的河边上。

　　过去从“国家粮”到城镇户口

　　宝龙村渔民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是专业渔民，且集中在一个村庄。这让政府方便管理的同时，也感到头痛。

　　“宝龙的渔民不像别的地方的渔民零散分布。他们很团结，有诉求就会提出来，前年就因为‘吃鱼船’的问题找过政府，去年也因为燃油补助问题上过访。”衡山县畜牧水产局分管渔政的工会主席廖梅庭说。

　　宝龙的人们世代以打鱼为生，具体追溯到哪一年无记载。成谷生说，宝龙的渔业大队曾是衡阳市的第二大渔业队，当时产鱼量非常可观，渔业热火朝天。

　　宝龙社区居委会书记周雪长回忆，后来，渔民们的耕地全被划拨给其本来所属的农业村社宝米村，渔民由国家统一发放粮油，打捞上来的鱼则全部上交国家。据他说，当时的渔民还颇为自豪，因为“吃的是国家粮”，标准是小孩每月8斤，劳动力每月24斤。

　　在这之后，渔业大队又吃了将近20年的“统销粮”。得知统销粮与国家粮有区别后，当时就已是大队负责人的周雪长带着一众渔民去找过县市的领导。1988年，大队又恢复了“国家粮”的待遇。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国家宣布取消粮食补给，宝龙渔业大队也随之改头换面成了宝龙社区居委会，渔民们成了城镇户口，在享受城镇待遇的同时，再也无望获得田地。

　　如今，这个村庄的村民除了50岁以上老人享受低保政策外，“看不到比隔壁村的农民要好在哪里”。

　　村里的渔民近些年增加到将近250户，新户头全是当年老一辈渔民们的后代。他们没能从父辈手中接到田地，只有一条渔船和一个城镇户口，以及一个专业渔民的身份。

　　周雪长的儿子周德志生于1982年，他跟宝龙的年轻人一样，很早就拿到了渔业捕捞许可证。他的姐姐前些年考上大学，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自此跳脱渔门，但毕竟是极少数。整个宝龙，能安安分分读完初中的，都算是“读书人”。

　　以至于，这些年轻人外出打工，很多干了不到半年就回来了，“累，钱又少，只能打零工或当保安。”20岁的成子华前年跑到东莞打工，由于文凭太低先后被6家工厂拒绝，最后在一个楼盘做保安，月薪1400元。半年之后，他便回来了。

　　问题禁渔，同时禁了经济来源

　　回到渔船上，这些年轻人对于生活的希望再次破灭。

　　“根本打不到鱼。去年8月份，按理是捕捞的黄金时期，但我们一家三口打到鱼后卖了3000元，给妹妹寄去生活费后，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成子华说。

　　渔业之路越走越窄，身在其中的渔民们看得很清楚。

　　湘江作为湖南的母亲河，流经全省境内的5个市、20个县市区。从省畜牧水产局的统计数据来看，全省专业渔民户集中在长沙、株洲、湘潭、衡阳等地，尤以衡阳地区最多，有242户，这些渔民几乎全部来自宝龙。

　　2012年，宝龙渔民曾就“吃鱼船”问题请诉过长沙市政府，提出“收购渔船”和“就业安置”等要求。当时的《潇湘晨报》报道称，这些看似“不合理”要求的背后，是渔民们的生存窘境。

　　渔民们响应政府号召，绝大部分已将“吃鱼船”变卖，改成了专事捕捞的原始作业方式。

　　一年之后，他们再次迎来政策“变化”——作为《湘江保护条例》的实施之一，湖南规定湘江干流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为禁渔期。在此期间，湘江干流所有水域禁止一切捕捞作业，“做到船进港、网入库、人上岸、证集中，江中没有渔船，岸边没有网具，桌子上没有湘江鱼”。

　　渔民们对新规定喜三分忧七分。“喜的是，让鱼苗生长是好事，毕竟我们靠这个吃饭;忧的方面就太明显了，这三个月我们没有了经济来源，而且禁渔期一过，集中作业的电打鱼、毒鱼全部冒出来了，留给我们的鱼所剩无几。”成谷生说。

　　说到渔业资源，渔民们也是一肚子苦水。周雪长和成谷生一样，很小就随父母在湘江里打鱼，他回忆说，虽然当时打鱼的网子和船都没现在好，但打的鱼要比现在多得多。

　　“那时候，站在船上，鱼儿都会跳出水面来。现在哪里有?根本没有了。”成谷生说。

　　湖南省畜牧水产局渔政处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年，湘江原记录有鱼类147种，2007年到2011年普查有13种未找到标本，其中鲥鱼、岩原鲤两种鱼可能已经灭绝。渔政处副处长吴玉林说，环境污染，挖沙船、电打鱼肆虐，以及拦河工程的修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湘江里的鱼种类的确在减少，如果不考虑人工放流的话，总量应该也是在减少的。

　　出路“只要不打鱼了，干啥都行”

　　从2013年开始，政府在禁渔期间对这些渔民发放生活补助。衡山县的标准是每条船每个月400元，政府在这块的投入大约是29万元。但是，三个月1200元，这对于渔民家庭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从更深层的逻辑上来说，渔民们认为，作为一种原始作业方式，渔民很可能会是渐渐没落的群体——湘江流域水产品的总量不过占到全省水产品比重的25%左右，这其中还包括了副业渔民的贡献。周雪长说，湖南省早在几年前就鼓励渔民“洗脚上岸”，这也是渔民们理解的信号之一。

　　湖南2010年开始实施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专业捕捞渔民上岸定居和解困工作。廖梅庭说，衡山宝龙“渔民政策”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机动渔船给予燃油补贴，每年数额不同，2012年是4000多元，2013年是3100元;二是对专业渔民提供一次性上岸补贴，根据居住情况，有些渔民家庭获得

　　一万元，有的给予每年数额不等的租房补贴。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给50岁以上专业渔民全部办理低保，同时将所有渔民纳入医保。

　　采访中，渔民们普遍担心的是年轻人的生计问题。68岁的颜少芳说，他和儿子“反正已经改变无望了”，反倒是20多岁的孙子，让他夜不能眠。

　　在宝龙，不少年轻人因为收入微薄娶不上媳妇，打鱼无以为继的话，只能另谋他路。“只要不打鱼了，干啥都行。”这是他们的普遍心声。但事实是，这些学历普遍在初中以下、没有田地也没有手艺的年轻人在经历了打工又折返、想创业又无门之后，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他们自己也没有答案。

　　他们羡慕洞庭湖的渔民，因为这些同行不仅实现“上岸定居”，并且由政府提供转产就业培训、举办渔民专场招聘会。在更远的广西南宁，政府光在住房上的投入就达到了2.3亿元，组织开展了适用技术培训，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小额贷款等服务。

　　廖梅庭说，目前，衡阳还没有专门针对渔民转产就业培训出台相关政策，什么时候会有，也还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