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经历水产行业精彩“剧情”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编者按 读者常常读到《南方农村报》、《农财宝典》上的报道，但客观报道往往鲜有提及记者工作过程中遭遇的种种，背后的故事并非没有价值，实际上有时候甚至更精彩。2012年，南方农村报记者和行业人士一同经历了水产行业的丰富“剧情”，特选取若干片断与读者分享。
  统筹：郑燕云

  餐桌上喜遇柳暗花明
  2012年的水产饲料市场，无疑是硝烟弥漫、号角争鸣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国内群雄纷战，皆欲问鼎行业霸主之位。
  回想恒兴接过通威手中粤华股份全资掌控粤华的报道，刚收到消息时我欣喜若狂，认定这背后必有大文章。
  不过，很快一阵凛冽的西风刮过——恒兴通威公司内熟悉的人均对此缄口不言，原因不明。
  这直接把我从兴冲冲变得心忡忡。原有的各种关系渠道被堵死，寄予厚望的同事也无任何资源可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力无助。
  我敢肯定我就此事询问的人不下10多个，虽然没有问人千百回，以唐僧之啰嗦大功逼出真言，但却让自己逐渐麻木。虽然见人就问，却已不抱任何大希望，因为自己觉得找到一个知情的肯告诉我的人比中双色球大奖还难，只是习惯性地发问。
  没想到，在一个出差的夜晚，在餐厅吃自助餐时，遇到一个随意交谈的桌友，一聊，咦？！行业中人，对饲料挺熟悉啊。再聊，哎呦！竟然与恒兴通威诸多高层都有交往，而且关系不错哦。紧接着习惯性地发问，知道恒兴买了通威手上股票全资掌控粤华的事情不？知道啊，从最开始的谈判及过程，都清楚啊。
  没有推杯换盏，只是发自内心真诚地发问，因为被该选题折磨了许久，我早想解脱了。而桌友的娓娓道来，其内容让我有点瞠目结舌。原来最早是通威欲向恒兴购买其手中51%的粤华股权，以便进军粤西。不料恒兴却有风投青睐，通威的报价对其毫无吸引力。几番谈判毫无进展，手头宽裕的陈丹干脆对通威反报价，以远高于通威的报价，购买通威手中粤华的股权。价格吸引下，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恒兴因此进一步巩固虾料老大的地位，尤其是在粤西地区。
  听完桌友的讲述，我心中一阵狂喜：“独家加猛料啊！”这些细节在业内根本没有丝毫风声，诸多从业者通过这个报道不仅可以了解整个事件，还可以根据这些细节看到通威恒兴等大型饲料企业的动向和思路。
  而报道出来后，就有数位业内人士打电话过来就该事情交流，恒兴也将该报道刊登在企业内刊《恒兴报》头版。有家企业总经理在过了数月之后，觉得该报道中一些观点可让自己的经销商参考，于是买了200本登载这篇报道的那期《农财宝典》。
  中国人的事情果然要在餐桌上谈才行。柳暗花明的感觉，真爽！
“避孕药门”遇专家“打架”
  “你说黄鳝到底有没有用避孕药？”在朋友聚会中，我经常被这样问到。他们觉得，作为专业的水产线记者，对于已经甚嚣尘上的传说，起码可能知道些“内幕”。
  我能够理解朋友的疑惑与担心。事实上，在做《黄鳝与避孕药的“缠绵”史》(详见《农财宝典》水产版2012年7月刊)这个专题前，我也一直并不太确定黄鳝、甲鱼、对虾等水产品是否有使用避孕药来养殖。
  做完专题后，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告诉朋友：黄鳝养殖历史上曾经有人用过避孕药，但没有作用，现在几乎没人用。
  之所以有此判断，主要是因为我相信所采访的多位行业从业人士。他们为人正派，我相信他们不会讲假话。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从研究学者处获得理论上的支持，反倒看见了不同学者的观点“撞车”，让我看到了食品安全辟谣的困难。
  黄鳝使用避孕药的传言流传这么久，各种报道与辟谣数不胜数。我希望能够找到那种非常用心研究黄鳝，真正投入的人。我认为这样的学者，他们的观点会相对客观与理性。
  在梳理以往的媒体报道中，我发现《合肥晚报》曾深入跟踪过黄鳝是否使用避孕药的问题。该报道缘起于安徽省农科院博士王永杰的一封信。
  王博士在研究黄鳝人工鱼苗过程中发现，当地黄鳝养殖户受到避孕药“传言”的影响比较大，而且“传言”已经流传了10多年。他从黄鳝雌雄同体的角度分析认为，避孕药根本不会促使黄鳝催肥，还可能会出现反作用。基于责任心，他给媒体去信，希望媒体能够纠正这个谣言。
  我还梳理了有关黄鳝研究的学术文献，发现早在2003年即有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生周文宗在《自然》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给黄鳝服用过激素类药物么？》的论文，详细分析黄鳝使用避孕药催肥没有用，我随后采访了他。他认同王永杰避孕药无法催肥的观点，但认为王的论述过程存在比较大问题。观点冲突太厉害，我还得再找专家。
  经过多位行业朋友推荐，我联系上位于湖北荆州的长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院长杨代勤。他被有的业内人士评价为“两湖黄鳝研究第一人”。
  杨代勤认为，黄鳝使用避孕药后短期内能够促生长，但放到1年的生长周期就不行。这与王永杰、周文宗认为完全不能促进生长的观点也有极大冲突。
  回溯他们的研究方法，我发现他们都做过试验，除了杨没有在理论上想清楚，王、周两位博士都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很明确。这些长期研究黄鳝的学者所呈现出来的观点是如此不同，让我最终无法采信。
  在人们印象中，学者总是那么理性、权威。在黄鳝使用避孕药是否能起到催肥作用的问题上，这样互相冲突的观点同时呈现在公共媒体上，如何能让公众信任，又如何能起到辟谣的作用？
我与百名经销商的热乎劲
  2012，杜甫很忙，我也很忙。杜少陵忙着换装上镜，我则是忙着和经销商们谈恋爱。2012年，我的任务就是：为水产基层经销商提供服务。于是，坐车成了我的主旋律，整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汽车上度过。
  在拜访过十几位经销商以后，我发现作为渔用物资流通环节主要组成部分的经销商群体，有着他们特有的诉求。他们希望GSP条例能够更加人性化、出现纠纷时能和生产企业处于同等地位、得到更多获取优质产品的渠道、学习更多关于企业管理及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第一时间掌握各地疫情及行情……
  于是，一个想法产生了：利用媒体优势提供一个能够满足经销商需求的平台。随后广东省水产病害防治联盟应运而生，提供经销商与养殖户、企业以及政府对话甚至合作的平台。
  刚开始碰了不少壁：否定、怀疑、不信任甚至不受待见。可是方法总比困难多，通过找农业部门帮忙、找合作社和协会推荐、找企业合作、找养殖户协助……最后平台终于搭建起来了。目前平台功能还相对比较简单，未来计划扩大影响范围，争取覆盖广东省所有水产养殖区域，向华南地区辐射，甚至成立经销商协会，真正做到为经销商群体提供实质性服务。
  随着跑基层的次数增多，我认识的经销商朋友们也多起来。这个过程就好像是在谈恋爱，由刚开始的初次认识，到慢慢的越来越近，从初恋到热恋，从互相帮忙到共同合作。帮助他们维护权益，监督他们规范经营，协助他们推广技术，为他们提供宣传平台，一件又一件事情，历历在目。
  一年下来，广东省21地市都有了与我们关系密切的经销商，有经营饲料的，有经营渔药的，也有经营种苗的，我也因此多了100多位“情人”。在接下来新的一年，我将与这100多位以及更多的“情人”好好的谈一场“恋爱”。
桂花鱼“中枪”
  最早在2012年4月中旬，我接到消息说佛山南海有养殖户被抓了，原因是售卖的桂花鱼被检出孔雀石绿。
  仅因药残就把养殖户抓了？这种事即便在2006年多宝鱼风波中也没有出现过，我猜想事件背后必然有系统性的运作。我曾试图从被抓养殖户周边入手了解此事，无奈线索单薄且多数人对此事讳莫如深。
  随后我又采访了不少流通商，其中有相熟着告知，接连又有几个鱼中和养殖户因桂花鱼涉“绿”而被控制！综合各种现象可以判断，这件事绝不是孤立事件。
  通过与省海洋与渔业局沟通，得知是时正与省公安厅配合，正在彻查省内水产养殖用药安全规范情况。省海洋与渔业局两位领导透露，此事正是“三打两建”的工作之一。由于涉及行动的保密性，省海洋与渔业局希望南方农村报不要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报道出来。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跟报社领导沟通后，决定暂不报道，但调查的工作还得继续。
  据专家推测，养殖户主动使用孔雀石绿的可能性不大。养殖户不用孔雀石绿，却因养出的鱼有药残被抓，这是什么道理？对此，省海洋与渔业局的领导也深表无奈：“水产品几乎没有可追溯体系，这就造成了只要终端有问题，养殖户就成了枪靶子。”
  可溯源体系的建立并不复杂，而养殖户认为没有必要。国外以挪威三文鱼为代表的健全行业规范，也是历经了近百年的发展。我国水产行业目前仍以几百万小散养户为主，政府监控难度大，只能造成出事之后抓几个“肇事者”了事，而整个行业却要跟着连坐。
  可溯源体系是食品供应链中最基础的部分，就如同高速路上的监视系统一样，谁违章谁挨罚。我们由衷希望行业能够在政府的督导下建立溯源体系。
为官员“请假”
  罗建民，广东省畜牧兽医局兽医处副处长兼广东省兽药GSP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2年及至之前的一段时间，因为GSP，我开始和罗处打交道。
  在长时间的GSP跟踪报道过程中，我发现已经通过GSP审查的药店老板，似乎对整个检查颇有怨言。部分费大力气通过GSP认证的药店老板被指犯傻。虽不能说怨声载道，但足以令GSP在行业中好事变成坏事。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外部环境下，我觉得很有必要将这样一批人集中起来，进行公开讨论。最后，我们将研讨会主题定位为“后GSP时代渔药渠道变革契机”，罗处也欣然答应参会。但几天后我被告知罗处无法参会，因为正好农业部开展兽药大检查，他有任务。然而，我已经在邀请参会代表时明确罗处会出席。
  怎么办？缺少主管部门领导参与的会议，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我因此询问罗处，是否有回旋的余地。开始他只是表示抱歉，但是我再详细和他讲明事情的经过后，他告诉我，通过《南方农村报》发正式的邀请函到省局，他以此向局领导请假，或许有可能抽出半天时间。我当即表示发邀请函没有问题，随即拟好邀请函，发传真至省畜牧兽医局办公室，隔天对方通知报社领导已经口头上表示同意，我立刻将消息告诉罗处，最终将罗处请到了会议现场。
  会议初始，企业及经销商代表表达自己在GSP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但这种不温不火的现场状态，我觉得完全没有达到讨论问题的效果。于是我直接将之前在基层采访时所听到的对主管部门的质疑，一股脑全部抛向了罗处。从表情来看，似乎对我这种过于尖锐的提问方式，罗处多少有点不太满意。不过，他还是一一作答，并表示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会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
  这只是我和罗处之间打交道中最为曲折的一次。在这之前，只要碰到兽药GSP的相关问题，都少不了和罗处打交道。我之所以敢当面就主管部门的问题对罗处提出质疑，就是因为我了解罗处的为人，其次才是我对事实掌握的确切。每一次我就药品问题采访罗处后，他都会在回答完问题之后，表示欢迎记者反映GSP存在的问题，并且能够积极取证，和主管部门一起促进行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