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扣押渔船：去往何方？

不幸与幸运

对于这几位经验丰富的老渔民而言，出海已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每一次的出发只有对捕鱼成果的期待。但是5月8日这天，他们的期待却被失望甚至绝望所占据。在这一天，“辽丹渔23979号”、“辽丹渔23536号”和“辽丹渔23528号”被朝鲜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以“越境非法捕捞”为由扣押在朝方海域的小岛上，并通过卫星电话与船主联系要求获得每条船40万元的赎金，之后降为每条船30万元。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在5月1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已经就此事与朝鲜方面密切沟通。4天之后的凌晨5点，3艘渔船终于历经13天磨难平安返回国内。

“抓我（的船）是（凌晨）4点半左右，那两条船是下午一点到两点钟。”“辽丹渔23979号”的船主孙财辉告诉本刊记者。除了时间点不同，“辽丹渔23979号”船上的物资是在5月20日通知要放船当天被抢空，而“辽丹渔23536号”和“辽丹渔23528号”则是在被扣押第二天，即5月9日被“扫荡”。“他们是两帮人。”“辽丹渔23536号”船主张德昌说道。据船员描述，“辽丹渔23536号”和“辽丹渔23528号”是被第28部（孙财辉解释说是工程28部）的艇所截，并带到同一个地方，“辽丹渔23979号”则是被189艇（朝鲜189号巡逻艇）所截。

5月21日7时许，被朝鲜扣押的中国3艘渔船及29名渔民安全返回大连，结束了13天的被扣经历

“当时我们船长看到（朝方）的时候以为是中国的海警，是在对方已经上船控制我们之后才反应过来的。”孙财辉向本刊记者解释道。应急反应的时间很短暂，而且船长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判断出对方的身份。“我的船长讲，他们并没有挂朝鲜国旗，挂的是朝鲜军旗。”对方一上船就以枪支控制了所有船员，并切断通讯设备。之后发生的事情船主们每次讲述都仍极为气愤：“没有人道可言！”除了稍有不满就打骂船员，让船员自己解决大小便，这13天里，船员们吃的是最简陋的食物，睡在压抑、沉闷的杂物舱中，忍受了饥饿、寒冷与几近窒息的生存环境。“头两三天炒四五个菜，往那儿摆着，让船员坐下，押着发言，再摄下来，发言的也不能吃，摄完都撤走了，就是摆摆样子。”孙财辉气愤地说，“就是虐待。”“他们最先拿走的就是菜和粮食，13天里所有人吃的就留了小半袋米，就是饿不死而已。”张德昌补充道。

孙财辉说，因为是对儿船作业，他的两条船只相距100多米，所以事情刚发生后，第二条船的船长就在凌晨5点左右通知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警，包括大连海警、丹东海警还有东港新沟派出所、丹东鱼监，当时他们的回复是‘等待调解’，因为他们的级别都不能和朝鲜那边直接交涉，所以要上报有关部门。”从5月8日之后，孙财辉每一天都在催促有关部门，直到船回港的那天。“这个事儿出了以后，整个感觉都崩溃了。”船主孙财辉奔波在求救的途中，而张德昌则要面对对方的勒索电话。张德昌一共接到4次卫星电话，分别在5月9日、11日、13日和15日，除了13日的电话是由一个中间人与他沟通，其他3次都是船长韩强在电话另一端。“15日上午接到最后一次电话，韩强说，赶紧把钱给了吧，这边儿火了，过两天再不给钱就要把你的船处理了。”据张德昌描述，13日与他电话联系的中间人“跟咱们说话一样，就是中国人”。“跟他说了很长时间，他说看到你的船长了，赶紧把钱交了吧，你招（惹）不起。”张德昌得到的最后期限是5月17日，对方开通了一个中国手机号码，告诉船主要交赎金就与这个号码联系，但张德昌并没有联系这个号码。“现在想起来，如果真的和那个人联系，问出一个账号，还能知道更多（对方的信息），现在再找肯定找不到了。”

说到损失的状况，船主们都十分凝重。“每个渔民都损失了几千块钱，四季的衣服、鞋、手机，有的人戒指、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因为长期在海上作业，渔民们把四季的衣服都放在船里。“现在不讲挣钱，就讲直接损失，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加上20多个人的工钱、出海的钱、损失物资的钱等等，我这一条船就损失了100万元。”根据张德昌的讲述，他的船与孙财辉的“辽丹渔23979号”都损失巨大，孙财辉估计船上被抢物资，包括燃油、网具、鱼箱至少价值40万元，两条船上的物资基本被打劫一空；而“辽丹渔23528号”的损失相对小一些，因为网具等没有被抢走。对方将每个油箱里的油都倒走，只留下最后沉淀杂质的部分，3条船就是靠这些沉淀油返回大连的。“船就是我的饭碗，我的饭碗已经保住了，但是里面没菜没米饭，像老百姓讲的，饭碗里全是凉开水，不能充饥，只能越喝越饿。”的确，张德昌与孙财辉的“饭碗”不仅需要进一步投入渔具装备的资金，而且在6月1日就要进入休渔期，他们的船已经无法在短时间内远航捕捞，只能等到9月1日开渔再重新开始。

船员上岸后被政府送往医院做身体检查

虽然损失重大，但张德昌与孙财辉同时也是最幸运的人。他们告诉本刊记者：“全国这十来年让朝鲜抓了的船没交赎金就被放回来，我们是首例。”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次，山东石岛曾有5条船只被扣，对方根据不同的船型开价不同，对一条较大的冷冻船开价400多万元，最终船主交了200多万元的赎金。“在抓我们的前两天就抓了一批，跟我们同一天就抓了7条船，其他4条船的船主受不了，先私了了，只有我们3个坚持到最后，由政府出面帮我们要回了船。”张德昌说。不仅船和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记者采访他们的当天，金州区水产局、大连开发区边防大队、桃园边防派出所、杏树街道办等部门的领导也都找到他们了解情况并给予慰问。

失望与希望

清晨的大连杏树国家中心渔港，被一片浓重、迷蒙的大雾所笼罩，只能看到桅杆耸立的远景。下午赶往渔港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新鲜的海风，嗅到浓重的海腥，看到遍地干枯的小银鱼以及连日来国内外各大媒体密切关注的“辽丹渔23528号”、“辽丹渔23979号”与“辽丹渔23536号”渔船。

虽然不能远洋出港，几艘船都已开始重新配备损失的渔具、鱼箱等，渔民们也在船上忙碌着。原本希望找到“辽丹渔23979号”的船长朱闯，但询问船上的渔民之后，他们说，船长在船里不想出来，“都累克了”。片刻之后，“辽丹渔23979号”开动船只，停靠在码头较远的地方。意外的是，此时从一旁的“辽丹渔23528号”下来一位渔民，旁边的人告诉记者，这就是前两天还在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复查的船长王利杰。他刚刚回到杏树街道，显得疲惫无力，黝黑的皮肤，宽厚甚至略显臃肿的手掌透露出他航海经历的丰富。他答应接受采访，但最后仍然拒绝了。

据船边的渔民说，一方面是“累克了”，一方面是“老板”有交代。多次让船员们重述自己屈辱和痛苦的遭遇的确是让他们抗拒的一件事，一位渔民告诉记者，王利杰受伤比较重，刚回来的时候神情有些恍惚，营养缺乏和呼吸困难的13天让他的精神大不如前，在一直打点滴之后才渐渐恢复。此外，据猜测，“老板”也就是船主不希望他们再接受更多的采访，基于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很多船员的家属都说，或者不要钱也不干了。”孙财辉说。船员遇险，最担心的无疑是他们的亲人，这次事件不仅让许多船员损失了宝贵的物资，更触及他们的生命底线。船主能够给出的只有工资，而安全保障如何提供？船员们来自各地，张德昌介绍说：“山南海北的都有，北到黑龙江，南到安徽，（西到）河南，大部分都干过这行儿。”他们都对这份工作有着依赖或者热爱，但此次事件所留下的阴影则将成为船员及其家属今后生活何去何从的最大障碍。

事件的影响远不止这3条船的范围。孙财辉说：“这样的事件把大家都吓到了，自从我们的事发生以后，现在那个区域已经没有人去打渔了。”张德昌向记者介绍了事件发生的区域——“59区”。如果查阅《中韩渔业协定水域示意图》就可以看到，黄海、东海、南海在图中被分为数千个区域，“59区”的经度范围在东经123°30′到124°，东南方向就是韩方特定禁区，正东方向则是临近朝鲜海域未划分的空白区域。渔民们都将59区认定为中国的合法捕渔区，这也符合他们所认同的中朝之间以“东经124°”为分界的说法。“59区有一种鱼，每到这个季节都走这里，我们只有到这儿才能捕到。”张德昌说。事发的时候，3条船都在东经123°57′上，距离124°约有10海里左右。“现在就是（东经）123°，离（东经）124°有10多海里，大家都不去了。”9月份重新开渔之后“也不敢再去了，都承受不起，一抓住可能这一两年都白干了”。船主们都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受到多方关注，又有政府出面，应该能得到更明确的理赔结果。“应该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就算不看我们，也应该看渔民们，所有黄海北部的渔民都在看。”

狭窄的生存空间

此次事件被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无疑是对方的身份，媒体与研究者给出了多个版本的猜测。从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首先这是一个有领导的集体行为，虽然分批多次行动，但放回船只是同一时间，听从统一的指挥；其次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赎金与物资，对于船员除了虐待并不轻易伤及性命，交过赎金的船只可能会保留其物资，但也不排除赎金、物资通吃的情况；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这些行动的谋划性，不仅确保“越界”协议的签署，还留存“优待人质”的录像证据，消除船上的航海里程记录，采取种种措施以逃避可能的质询与惩罚，可谓缜密细致。虽然渔民感到这次的“绑架”不明不白，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关心对方的身份，问题是：今后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

3艘返回的中国渔船停靠在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一处港口

扣押渔民的朝方“不明身份人员”曾经让船长们签署了“承认越界”的协议，尽管渔民心中存在着“124°”的界限，但这片海域的确存在争议。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告诉本刊记者：“中、朝是陆地相连的国家，所以叫海岸相邻国家，需要往外先划领海，再划大陆架，再划专属经济区，有这样3个海上界限。”“从大陆架角度来看，北黄海的海底地形地貌应该说比较简单，没有十分特殊的地形。从专属经济区的角度，因为整个海域的东西跨度不足400海里，所以产生一个重叠区。”“1977年6月21日，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个简短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区法令》，其中关于专属经济区的内容是：‘在不能延伸到200海里的水域，应以将该海域以一分为二的线作为专属经济区的界限。’这个法令在1977年8月1日生效。”这无疑反驳了在网络上流传的中方以中间线划分、朝方以纬度划分的说法。“（朝方）也就是以中间线划分。以前所说的纬度等分线只是学者说法，不是官方说法。”虽然是以中间线划分，但是具体的经纬度范围却并没有明确的限定。“两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划界谈判。”张海文说。

除了悬而未议的海域争议，影响渔民生活的还有艰难的渔业生存环境。虽然收益好的时候年收入可以达到近百万元，有时是二三十万元，但“靠海吃饭”的渔业收入并不均衡。“出海一次有时候可以挣一二十万，有时候是三五万，有时候还亏损。”“去年，大连的（渔业）捕捞普遍亏损，有百分之八九十。亏个三五十万元都是很正常的。”张德昌和孙财辉告诉记者，他们从事捕渔业已经分别有13年和20余年的经历，“现在打渔太难了，不是难，是太难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渔船数量多，海洋资源却有限。这次事件之后，渔民的捕捞范围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只在近海捕捞，近海的渔业资源只能承担更大的压力。二是污染严重。张德昌告诉记者：“到了春天，这里（黄海北部）是所有鱼产卵的地方，结果一污染，鱼苗儿都死了，哪能繁殖得好？鱼的个头儿也长得不好。”三是燃油费与人工费的提升。“十二三年前油三十来块钱一桶，现在一桶涨到一千五六百块钱。（收入与支出）已经不成比例了。”此外，两位船主的船在购买时都价值三四百万元，加上捕捞设备，对儿船的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而这些钱大部分是通过民间借贷得来，一旦遭遇此次事件中把船只“处理”的状况，便只能面临破产、还债，甚至被起诉的风险。脆弱的生态环境与经济链条，加上多变的海洋气候，本已狭窄的生存空间又突遇国际间海洋纠纷的挤压。下一次出海将去往何处？心有余悸地游走在争议边缘，抑或无奈地在近海抢夺有限的资源？

“我现在还在想，是不是把这个船卖了做个什么买卖，挣个三万五万，有个五六千不愁吃饭就行。”张德昌犹豫着跟老朋友孙财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