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鳗鱼业协会：做平衡行业利益的杠杆

 

 

《农财宝典》记者  周见喜

 

长期依赖出口的中国鳗鱼，曾经惹过争端，碰过壁垒。为了改善其对外生态，2001年广东省工商联鳗鱼业商会正式成立。再后来，2009年，广东省鳗鱼商会和原广东省鳗鱼业协会合并，正式启用广东省鳗鱼业协会的名号。

从开拓内销到协调出口，惊人的组织能力，让这个协会名声卓著。会长徐利明说，协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平衡各方利益。“从目前来看，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

 

2001年的时候，正是产业最悲观的时候，价格不好，销路不畅，致使鳗鱼养殖户大多数亏本，产业链上的企业也都没有钱赚。加上当时饲料价格高涨，苗种价格更是高达18元/条的状况下，整个产业有种步入暗夜的感觉。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行业有成立一个协会的想法。“当时因为是特殊时期，成立协会比较困难，所以就以广东省工商联鳗鱼业商会的名义来运作。”徐利明表示，自己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查摸底，真正搞清楚真实的供求关系。“那时候，很多人都因为接收错误的信息，而恐慌性抛售鳗鱼，加上国外主要收购商的压价，导致价格一路下跌。但是在我看来，当时的做法和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经过调查后发现，徐的判断是对的，当时的鳗鱼并没有供大于求，而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因此，当年，协会便出面，以高出市场价10000元/吨的价格，从市场上收购了10000吨规格鳗，一下子将逐步下跌的行情刹住。也正是经过协会的力挽狂澜，此后的鳗鱼价格开始出现反弹，一度升至26000元/吨飙升至46000元/吨。

经过这么一番动作之后，行业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商会的会员也从40来个，增加到130余个。不过，对于一个行业协会而言，考验远不止这一点那么简单。2002年，成立仅一年时间的鳗鱼商会又碰上了难题。因为受到药残的影响，刚刚好转的价格又开始出现下滑，更要命的是，日本方面公然拒绝进口来自中国的鳗鱼，为此，徐利明带领6个副会长亲自赶赴日本考察，对日方做出整改承诺，并在台山建立生态养殖基地，用绿色、无污染的健康养殖方式进行鳗鱼养殖。另外，为了提振对方消费中国鳗鱼的信心，徐利明和鳗鱼商会骨干成员商议后，提出日方进口中国鳗鱼可以先不付费，直到消费者满意之后，再将购买资金进行回笼，同时给出的价钱也相对便宜了近600日元/公斤。徐利明告诉农财宝典记者，一番运作之后，2002年年底，中国鳗鱼行情就出现恢复性增长，而协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先期垫付2000万元的风险。

 

2002年7月1日广东省鳗鱼业协会成立，挂靠在广东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由广东省鳗鱼业的企业、团体等经济组织自愿组成全省行业性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社会团体。一个行业是否需要两个协会的争论也开始在行业出现。

在徐利明看来，对于一个行业而言，过多协会的存在会分散整体力量，使得行业凝聚力不高。也正是因为缺乏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才导致早年前发生的行业大亏损，这个以2007年前后最为明显。2007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改变和劳动力、运输成本的上升，加上2008年毒饺子事件，都让困窘的广东鳗鱼出口雪上加霜。“整个鳗鱼产业已经是危在旦夕，也可以说是奄奄一息，特殊情况使这一产业陷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有业内人士如此形容彼时的广东鳗鱼业。

由于出口受阻，国内市场又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2007年广东活鳗大量滞销。库存积压造成了资金流转困难，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据广东鳗鱼协会估计，2007鳗鱼养殖全行业亏损高达40%。

2009年3月13日，经过各方协调，广东省鳗鱼业协会与广东省工商联鳗鱼业商会顺利合并，并圆满完成第三届理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徐利明当选为新任会长，周添雄为常务副会长，徐远宏为监事长，上届协会会长周绍荣为名誉会长。换届后，广东省鳗鱼业协会理监事会成员68名，会员142名，全部是广东鳗业界的企业家和鳗农代表。

虽然是两个协会的合并，但是协会的运作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充满争端。徐利明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协会内部民主的处事风格。“碰到大事情需要决议时，协会会召集所有会员进行投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在进行民主表决。”徐说，拿养殖量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做到认为控制。具体做法是，首先协会负责收集国内外鳗鱼的养殖及预计出口量，然后再根据实际养殖情况进行协会内部调配。“根据往常的实力，按照比例进行分配，这样大家也都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价格一路高涨。”徐说，这只是协会产生作用的一个小的例子，基本上协会内部的争端都是采取类似的方法来解决。

协会虽然没有定期的会员大会，但是给会员提供几乎全方位的服务。目前协会运作了一个网站和鳗业资讯刊物。其中鳗业资讯一个礼拜出一期，网站也是随时更新。据了解，鳗业资讯偏重于提供新近的行情及政策，网站则是提供更细致的信息。“每期鳗业资讯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发放到会员手上。”此外，协会还定期举办培训并出面解决会员间争端。“比如说偷鱼，协会就不止一次出面和公安沟通，最后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徐利明说，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协会能做的事情很多，打响品牌，摆脱片面依赖出口一家的局势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在两会合并之初的2009年，徐利明带领协会成员远赴日本，进行中国鳗鱼的推介。据徐回忆，当时是2009年七夕节，借助日本的一个展会，协会准备了1000多份鳗鱼饭，现场让观众品尝，获得了广泛赞许，并被众多日本媒体追捧，反响强烈。

国外进行强势推荐之外，在国内，广东省鳗鱼业协会也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连续举办鳗鱼文化节，向民众展示鳗鱼的魅力。徐利明表示，相对来说，这个鳗鱼节虽然办在国内，但是其实影响在日本。“很多日本人看到中国内销发展这么迅速，开始担心自己进口不到中国鳗鱼了。”徐说，连续的推介之后，将原本对日本市场依赖很大的中国鳗鱼产业，彻底地远离了日本的束缚，中国鳗鱼开始游向更多国家。据资料显示，2011年广东规格鳗鱼产量15000吨左右，其中出口近10000吨，活鳗和烤鳗各占5000吨左右，其余的5000吨全部由国内市场消费。而出口的国家也扩大至欧美等地。

在徐利明看来，协会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稳定行业，并起到利益分配的功能，并且可以通过努力掌握定价权。“现在的价格就是可以比其他鳗鱼还卖得高，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徐利明表示，对于之前鳗鱼价格的下跌，除了大环境，团结意识相对薄弱，因此也就被更为团结的日本操纵。徐说，在协会内部，除共享信息，协会还会根据市场需求量进行统筹，通过投票方式来决定每个会员的产量。除此之外，协会还会建议会员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不要轻易地涉足不熟悉的领域。“比如做加工，我们一般不建议他再去做养殖，当然这些都只是建议，并没有强制性，不过会员大多也都表示理解。”

关于协会对于价格的调控，徐利明有一套简单实用的思维。他介绍，在养殖之前，协会可以通过估算市场的实际需求量，进而根据会员的不同实际情况而决定各自的生产量，并且在总需求量的基础上，通过人为的方式，酌情减少产量，使得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价格自然就不会下跌。

（本刊记者廖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