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大宗淡水鱼作为我国渔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产业成熟度在逐渐提高。数据显示,2009年我过淡水鱼类养殖总产量达1957万吨,其中大宗淡水鱼养殖产量为1553万吨,占到淡水鱼养殖总产量的75%以上。
然而,伴随着快速发展而来的是一系列存在的问题。标准化健康养殖比例低、质量安全问题、加工比例不高、企业规模小等等状况,都或多或少在影响着大宗淡水鱼产业的进步。
作为大宗淡水鱼产业体系的首席科学家,戈贤平在接受农财宝典记者专访时坦言,淡水鱼产业的发展确实面临一些问题,包括从新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方面,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大的发展方向体系内早就有了一定的共识,只是这个工作做起来会很漫长,可能有人一辈做的工作都只是在给后人奠定基础。”戈贤平告诉记者,技术研发工作体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目前更应该重视的是大宗淡水鱼的质量安全问题。“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我们水产食品安全,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是对我们整个行业的打击。”
体系建设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速度 农财宝典:水产的几大体系里面,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是属于唯一的不分南北派系,而且覆盖面积最广的。按照杨总的提法,目前科研这一块是有余的,但是产研结合门科技成果落地这一块是较弱的。目前大宗淡水鱼体系的主要问题是这个么?
戈贤平:我们的体系是2008年创立,它还是一个研发体系,主要以研究为主的。我们研究的成果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对共性技术进行研发,研发之后提供给推广部门,推广给下游企业,进行应用。
农财宝典:那是通过什么系统或渠道呢,是通过推广站?我们看到各地推广站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
戈贤平: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有岗位专家,每个岗位专家都要联系1-2个企业,每个专家都要有联系。比如我就和通威保持联系。我们这边一些好的研发产品,一些好的配方,都会第一时间跟企业进行交流。而且我们研发的内容,也来自于企业。我们进行科研立项的时候,不是像国家基金项目,搞一个项目指南进行立项,我们是先建立体系,后建立研发任务的调查,我们根据产业的需求来进行针对性的研究,而非像以前那样项目是国家制定的,做完以后项目结题交差了事,而且成果鉴定,验收完了以后,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快、与应用结合这么密切。
农财宝典:就是说已经跨过了推广站这一层?
戈贤平:也不能这么说,有些技术我们也还要提供给推广部门,同步进行。有些共性技术,我们提供给推广部门,有些产品和配方,我们通过企业来进行转化。
企业的研发普遍存在局限性 农财宝典:那可不可以这么说,我们国家的水产业有5个体系,我们这个体系政策在做的时候,已经就跨越了原来的单一的推广系统来做,形成了一种根据中国国情的两条腿一起来走的,一个就是通过企业,一个通过推广站。但是我们又在里面看到一些很矛盾的东西,一些大型的企业,比如通威,海大,这些企业自身可以做研发这一部分的工作,不需要科研企业来做,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戈贤平:科研单位和大的企业都有研发团队,但是你可以看到企业的研发团队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去做基础性的研究,而更多的是应用性的研究,它的研究所需的技术依托还是需要科研单位来完成。比如海大,我们下面的很多岗位专家都是它的技术顾问,它的很多问题还是要由我们来解决。它们所作的研发是现实性的,比如饲料的大配方,鱼粉替代问题等,而不会去花几十年时间去做一个鱼类的营养需求,还有育种,它更不会去做的。
农财宝典:但是行业里面对这些东西也存在一些看法,像海大在搞一个草鱼的长江种,将其在广东推广,大家感觉效益是比以前好,他们不会认为是科研机构在做这个事情。
戈贤平:它这个工作,还是比较浅层次的,因为养殖户养殖草鱼多年之后,遗传多样性和优良性状都丧失了,引进长江流域的野生种的确提高了养殖效益,但是和真正意义上的遗传育种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农财宝典:国内是否有比海大的草鱼推广更到位的?
戈贤平:这个肯定有,珠江水产所的白俊杰副所长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这是很基础性的工作,草鱼性成熟需要5年,五代就需要25年,所以他自己也说,这是在为后人打基础。但是这个工作必须有人去做,因为整个体系的方向是正确的。还有整个草鱼病害的选育种,上海海大在做,把草鱼的一些优良的基因整合在里面,不良的基因剔除,这些工作是非常基础的,企业是不会做的。
大宗水产最需要关注质量安全 农财宝典:在您看来,目前大宗水产行业面临着哪些发展难题?
戈贤平:问题还是存在一些的。虽然大宗淡水鱼类养殖业在中国渔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科研经费的投入,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体现,表现为良种覆盖率低、病害损失严重、养殖模式落后等很多方面,包括近段时间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也给大宗水产行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农财宝典:您作为首席科学家,您认为大宗水产当前最紧迫的是哪一方面的工作。
戈贤平:相比之下,目前我们最关注还是质量安全问题。
农财宝典:那这一块在大宗水产品中如何体现呢?
戈贤平:目前我们质量安全隐患,一个是在加工这个环节,一个是在养殖过程中。我们好多水产品,检测是最后一道关,要从源头查起,包括饲料,病害防控,包括禁用药物。我们有岗位科学家就在研究替代孔雀石绿防治水霉病的药物,还在进行中试阶段。另外还有很多种寄生虫病,如果禁药不让用而没有研发出来无公害的替代用药,禁药就很难被禁住。
不过目前的情况是禁药便宜,效果还好,这就是监管的问题。和欧洲的专家交流,他们不会刻意的非要治好鱼病,如果治不好会将鱼全部销毁。英法的养鳄鳗,发病治不了就销毁了,中国的专家就会觉得,治不了是自己没本事,这是理念的差距。在无药可治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更多从食品安全角度的考量。在下面做培训的时候,我们也在向养殖户灌输这个理念,我们要向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我们这个水产食品安全,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是对我们整个行业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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