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滥采砂,珍稀鱼类没了“家”

▲一边采砂,一边排污。

▲采砂点处的采砂船。

▲沿江岸边酷似“黄土高坡”的堆砂点。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跨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三省一市,涵盖长江上游部分干流江段以及赤水河、岷江等一些长江支流和二级支流江段,面积达33174.2公顷,河流总长度为1162.7公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鲟、达氏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及其他60多种长江特有鱼类的共同栖息地。

然而,美丽的自然保护区,鱼类的天然繁衍场所,却面临着港口码头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沿岸经济开发、航运建设、挖砂、污染、过度捕捞等各种各样的灾难和威胁,保护区的功能被削弱,珍稀水生生物的“家”已不再宁静……5月9日上午,我们跟随执法人员登上中国渔政205船,一路所见触目惊心。

第一次执法

未经渔业部门批准就开展采砂活动的白先生成为第一位被询问的对象。

“挖砂怎么会影响到鱼儿的生长呢?我们一挖砂,鱼儿都游开了啊。”白先生有点疑惑不解。

“鱼儿游开了,就好比‘房子被拆’,没‘家’了啊。以前,那是它们吃食产卵的地方,现在很有可能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它难以再找到生存的‘家园’。”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水野处处长樊祥国解释说。

一名执法人员还介绍说,一条功率几千瓦的“吸砂王”采砂船,每次作业可在水底吸出一个60米宽的大坑,功率更大的可将水下深30米、直径100米范围内的砂石吸个精光。湖底的底泥和草场被大量吸走、清除,使鱼类生活、产卵环境受到极大破坏。

白先生感叹道:“有些渔民一网一网地打捞,甚至电捞、毒捞,另外还有工业污染,看到这些,我也很心疼。”

为什么挖砂业主“心疼”却不“放手”?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副主任肖放告诉我们,巨大的经济效益是非法采砂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保护意识淡薄也促成了采砂泛滥的格局。“空气污染,森林没了,缺水,大家都能有共识,但水中有没有鱼,少有人去管这个,因为它在水里是看不见的。尤其现在水产品养殖业发展很快,有些品种甚至供大于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更没有人去关心水里的资源,导致鱼儿产卵场的永久损失。”

政府公开招标,业主“合法”采砂

5月10日,随着中国渔政205船驶入重庆,更痛心的一幕幕开始映入眼帘:一台台大型挖掘机扭动着“粗壮”的臂膀,不停地从河底捞砂；一辆辆大卡车来来往往,激起一阵阵朦胧的“尘雾”；一个个堆积如山的小砂坡矗立在岸边,和轰隆的洗砂台“交相辉映”。据我们目测,几乎每隔不到十公里,就有一处采砂点在“轰隆”作业,甚至蔓延好几公里航线,沿江两岸成了“采砂聚集地”。

仰望砂堆穿行在“砂雾”中,中国渔政205船政委祝晓峰对我们说:“这简直就是‘黄土高坡’。这样采砂,鱼儿的栖息地、产卵地都被破坏了。”

不过,在挖砂业主张老板看来,他已取得了采砂的“合法资质”,“最近生意不好做”才被迫让砂石不断堆积起来。“你看,这是长江河道采砂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个体工商登记证……我们是合法的。”他一边说一边向记者递来大大小小各项证件。

我们在《长江河道采砂许可证》上看到,许可证的正文为:“根据《长江河道采砂许可管理条例》和《重庆市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经审查,批准你(单位)的采砂申请。按许可规定采砂,由江津区水务局实施监督管理。特发此证。”“重庆市江津区水务局”和“重庆市水利局”两个单位公章也印在许可证上。

据张老板介绍,2009年,重庆市江津区有关部门组织了采砂点的公开招投标活动,有几十名竞标者参加,他最后以中标价格90万拿下了江津区杨柳碛的采砂权。像这样公开招投标的采砂点在江津河段共有14个,每个点长达200米、500米、800米不等,“我中标价格不算高的,有的要花四五百万。”

事实上,根据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即使建,也必须有工程评价和生态补偿机制,哪怕一个很小的工程,也要进行专业论证,对生态资源负责任。”肖放说。

这些采砂点有没有经过专业“把关人”?重庆江津区河道和采砂管理站站长王大天介绍说,每个采砂点都是在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后,“才拉出来拍卖的”,包括区府办、区委办、法制办等职能部门,“渔政部门的意见也听取了,不过声音比较弱……”但是否经过专业论证和环境评价,他表示并不知情。

发展和生态之间如何平衡?

目睹这触目惊心的一切,樊祥国分外痛心,“短期获利了,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肯定是弊大于利,这等于是端了鱼儿的‘家’啊!”他告诉我们,挖砂对水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十分严重,它不仅使天然的鱼类栖息场所发生变化,大量的捕捞渔场遭到蚕食,还将严重破坏渔业资源,影响鱼类的产卵、索饵、育肥,破坏鱼类的栖息环境和底栖生物的生存场所。

目前,“长江女神”白鱀豚已多面未见,面临功能性灭绝；长江江豚数量急剧下降,现存数量仅为1997年2700头的一半；“淡水鱼之王”的白鲟,自2003年以来未见踪迹；有“长江三鲜”美誉的鲥鱼、刀鱼和河鲀鱼,境况也不容乐观。长江鲥鱼最高年产量曾达157万公斤(1974年),由于洄游通道被切断,产卵场遭到破坏,现早已绝迹；长江刀鱼产量也急剧减少,上世纪70年代年最高产量为4000吨左右,近年来已经很难形成渔汛,市场价格居高不下；长江中久负盛名的“四大家鱼”鱼苗发生量急剧下降,由1950年至1960年的300多亿尾降为目前的不足1亿尾。长江水生生物链中各个物种的资源状况已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鱼类资源全面衰退,发展趋势令人担忧。

另一方面,樊祥国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我们调查的这些挖砂老板、企业都有政府发的采砂许可证,有的是水利部门发的,有的是地方政府招标的,所以从表面上看的确是‘合法’的,问题的源头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经济利益至上、环保意识不强。”

当然,地方政府一方也表示了自己的“难处”。四川泸州市市长刘国强就坦言:“采砂,采出来可以卖钱,而且对于从业人员来说,他不干这个事可能就没有饭吃,至少从某一个局部来讲是这样的。”

事实上,保护区管理机构目前地位也颇为尴尬。业内人士介绍说,目前,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三省一市及有关区、市、县都设立了保护区管理机构,但除两个县级保护站外,其他管理机构全都是和现有的水产或渔政管理机构合署办公,挂了牌,却没有专门编制、专门人员和专项经费。比如,重庆市江津区保护区管理处同时挂了六个单位的牌子,但单位内部没有专管保护区的科室和人员。

同时,保护区的各管理机构都直接归当地政府领导,毫无疑问,在项目监管上会有畏难情绪,对涉及保护区的违规项目不敢问,更不敢管,有的甚至庇护违规项目,管下不管上现象比较严重。

针对尴尬的执法现状,肖放表示,未来将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促进保护区的长效机制建设,加强日常监管。

“从长江渔业资源的保护和长江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我们还将保持对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维持一种压力,使我们的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使一些衰退的、濒危的生物得到资源恢复。”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主任陈毅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