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海洋和迟到的觉醒

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      1月4日,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标志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在此之前,从去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17届五中全会前后,新一轮针对发展海洋经济的讨论持续升温。在本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发展海洋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渔港建设,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这“从国家战略高度确立了‘十二五’期间海洋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其中,陆海统筹的原则的提出,更是被认为国家第一次从战略上确立了将海洋开发与陆地同等看待,意味一次国家发展战略上的重大思维转变。中国开始向海求发展。

　　当然,考虑到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具体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技术储备还都有一定的缺失,在陆海统筹思维提出以后,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我国围绕发展海洋经济的一系列体制构建将成为重点,有些甚至是从完善海洋经济标准体系和海洋经济核算体系、推进国家《海洋基本法》的制定等基础性工作开始的。

　　在此背景下,本报专访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报》原总编辑王佩云先生。王先生长期致力于海洋问题的采访、研究和“蓝色国土观”的普及,曾出版《蓝色国土忧思录》。

　　在其最近出版的《激荡中国海》一书中,王佩云写道,对中国来说,现在已经是最后的海洋和迟到的觉醒,再也容不得任何的犹豫和迟疑。

　　1. 南海缺个落脚点

　　我国从意识到深海开发到掌握深海开发的技术,这个历程大概有多少年？

　　王佩云:1994年开始,历时有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向外国学,最早是在1994年,在“流花11-1”油田与美国阿莫科公司合作,引进了300米深海的七项世界级专利技术,包括水下机器人采油等,开始尝试深水开发。但在2005年、2006年间,整个开采平台被台风摧毁需要重建,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两家公司愿意修,要价一天50万美元的修理费并且不保证修好,这种情况下就逼着我们自己修,调动了各方面的队伍,也请了外国的专家,最终从浮式生产储油装置的解脱到修复,和海上采油平台的修复全部解决,这个事情的很大意义在于我们在深海领域不仅会建还会修了,这就站住了脚。

　　目前对深海开发的研究和装备制造,比较标志性的是在上海外高桥(600648,股吧)建造的“海洋石油981”深水钻井平台,水深可以到3000米,地下可以到10000多米,深海装备除了钻井船,还有深海的起重船,能吊6500吨,另外还有深海铺管、水下焊接,这些技术、资金都没有问题。

　　从最初的技术依赖进口到自己能修能造,这个过程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王佩云:对,通过了长期摸索,逐步具备了修复的能力。另外就是在摸索海上油田到底怎么开发,当时我们在非洲买了尼日尔三角洲,购了41%的股权,风险很大,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意图不是赚钱,是要把深海技术学到手,深海钻探与浅海技术很不一样,作为股东有学习生产技术的便利。

　　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在印尼马六甲油田收购了原属于美国阿科公司的32.58%的股份,阿科公司是与我们合作最早的,一起发现了海南的南海崖13-1油气田,两家关系比较好,知道我们要走向海外之后,主动把股份让给我们,这样我们进入了印尼,现在在印尼的合作项目非常多。

　　这个是非常有战略价值的,我们国家在南海被有关国家两条岛链封锁,没有直通印度洋的路,通过这样一些油田,对于将来走向太平洋(601099,股吧)、印度洋很有战略意义。

　　另外还有个自主开发的问题,不能永远靠引进。

　　王佩云:国内一些院校、科研院所一起攻关深海的技术问题,比如上海交大、天津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等都有项目,还请了哈斯基公司,共同找到了立湾大气田,位于离海南岛东南边大概三百多公里,300多米水深的浅坡往前走突然下降到1500多米,两家共同勘探,现在在开发,触海陆地装置和300米水深的我们来做,1500米水深的跟哈斯基合作来做,如果这个油田建造起来,我们就掌握了1500米的水深怎么建造的技术。这一套深海技术,不管是地质方面的攻关、装置方面的攻关、海洋工程方面的攻关现在都已具备能力。

　　这个项目可能过两年就投产,2010年整个海洋石油的产量达到了5000万吨,所谓建“海洋大庆”;现在海洋石油的目标是到2020年深海这一块要达到5000万吨,下一个十年时间,在深海再造个“深海大庆”,也要搞到5000万吨。

　　除了技术以外,有一些专家认为,现在我们海上的保障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弱。

　　王佩云:海上保障,到南沙去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要有一个基地,因为我们离得太远,移动时淡水、油等的补给跟不上,打井还需要水泥等材料。

　　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建一个基地,海洋石油开采可以用,军队也可以用,也可以用做它途,所以我们在极力呼吁要在南沙搞基地。应该说基本的技术条件已具备,但是还需要一个落脚点,这是我国目前欠缺的。

      2.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需反思 

　　对于中国周边海域的资源开发而言,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探明海域内资源的储量和分布情况,也就是对我国周边海域内的资源家底是否清楚？

　　王佩云:基本上都有认识,南沙的油气尤其丰富,通过国家的南沙科考,以及对周边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勘探情况的掌握,估计南沙的油储量大概是550亿吨,相当于十多个大庆,另外还有二十万亿方的天然气,相当可观。

　　这些资源都在争议海域吗？

　　王佩云:大部分在争议海域,而且人家在属于我方的争议海域中的资源开发已经开始了,每年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加起来大概开采五千万吨,就是说每年我们有五千万吨南沙的油气资源在流失。马来西亚与欧美公司合作,取得了他们的深海技术,越南也势必要往深海走,我们若还不行动,就有更多的资源流失掉。

　　目前我国对南沙地区资源的开采相对落后,关键问题可能还在于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掌控能力还比较弱。

　　王佩云:要看哪方面,掌控能力弱不是说我们没有实力,也不是技术问题,主要是政策。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一直讲稳定,很多项目没有做成。

　　最早在1992年,中国海油与美国的克里斯通公司签定“万安北-21”合同开发万安滩,按照惯例勘探阶段由外国公司指挥也独担风险,1994年初雇中国的物探船在南海搞物探遭遇了越南武装的包围,对峙了一个多星期,中国没有反应,物探船灰溜溜地回来了。稳定压倒一切,国家的表态就是授权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发表声明“万安滩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也同时声明如果越南有意向合作,可以共同开发,但是越南不但不与我们共同开发,还在美国纽约找到律师事务所做一个所谓的白皮书,扬言要在国际法庭打官司,当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也想请美国前国务卿罗杰斯的律师事务所写一本书,罗杰斯很积极,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写。

　　克里斯通公司委托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的潘石英教授从国际法的角度就“万安北-21”石油合同写本驳斥越南观点的书,也因越南通过外交、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威逼利诱,克里斯通公司最终放弃与中国的合作。因为我们签订了这个合同,越南一旦有招标意向,我们就去国际做工作表明这是我们的地方,但现在周边的地方已经被越南招标,如果还不行动的话,周边就要被包围。

　　政策上还有一个典型例子,中越在北部湾已经划了线,但是北部湾湾口通到大海的部分没有划线,这部分是我国海洋石油在搞勘探,已经发现有油气,但是为了搞稳定放弃开采,越南现在已经过来,到了我们这边,打了两三口井,准备上采油平台开始采油,现在我们很着急。

　　2005年左右,中菲越签订协议确定中菲越协议区,以新的模式合作,先不谈主权,先搞物探作业,开始收集地质资料,后由于菲方问题协议告吹。现在据了解,菲律宾准备在这三万平方公里,拿出一万平方公里来招标,这个事情我们也很着急。

　　所以说我们不存在资金、技术问题,主要是政策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政策,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一个反思。“共同开发”我们体会的很深,没有主动开发的搁置争议,人家根本不会跟你共同开发,只有我们主动去开发,才可能形成争议,两家坐下来谈;如果你袖手等待人家与你共同开发,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将来我们要共同开发,也要先主动开发,没有主动开发就不可能有共同开发。

      3. 海权问题切莫韬光养晦

      我们在开采技术上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还有哪些限制？ 

　　王佩云:要打破过去的一些理念,包括邓小平针对南沙和钓鱼岛提出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现在已经二十多年,需要反思,并且有必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原来是从消极的角度理解的比较多,像越南,在南沙不争议,他们就去西沙挑起新的争议,日本也是这样,当时蒋介石没有争琉球,现在日本跟我们争钓鱼岛,钓鱼岛我们搁置争议,人家跟我们争中间线。现在要打破“不争议就是不存在争议”的认识。

　　“主权属我”四个字一定不能丢,加拿大总理哈珀为什么经常去北极,主权不行使就会自然而然地流失;另外,“搁置争议”一定是双方的,单方面“搁置争议”是非常危险的,“共同开发”一定要有主动开发的行动,没有主动开发的行动,人家不会跟你共同开发,就只能看着资源流失;另外“维权”与“维稳”,坚持维稳为我们带来了和平的环境,但也致使海洋主权的流失,“维权”与“维稳”,维权要放在第一位,是基本的,总是丧失岛礁,流失主权,百姓不满意国内维稳也维不了。

　　还有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些年光讲“韬光养晦”,首先它是个策略,不是战略。在讲国家地位时,对于经济的成就,比如经济老二,在这方面要韬光养晦,谦虚谨慎。在主权问题上不能韬光养晦,南沙是我的就是我的。同时不能把“韬光养晦”作为不作为或无所作为的借口。

　　先谈主权,还是先谈开发,这个观点也一直存在争议。

　　王佩云:主权问题,不管谈不谈,心里要有数,那就是主权是我们的。对于南沙,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一致认为中国是最有理由的,因为中国最早发现,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具有不完全主权,是最早发现的,但没有长期驻人、开发。

　　另外,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把南沙、西沙交出来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接收,这些都说明中国是有理由的。另外,菲律宾争一块也是没有理由的,菲律宾先后是西班牙、美国的殖民地,当时明确的划界,西沙、南沙都不在范围内。 

　　国外很多声音都认为中国具有南沙的主权,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是没有理由的,法理上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们自己没有去做工作,法理上没有健全,包括“九断线”划在地图上是非常严肃的,但在国内看法不一致,有国界线、断续国界线等多种说法,这就在法理上没有非常站得住脚的理由,所以现在大家呼吁一定要把研究做好。

　　在争议海权的海域,对资源重视度一直都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应该说潜在的问题从公约生效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最近这两年中国周边海权的争议好像突然集中爆发了？

　　王佩云: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长期不重视海权的建设,海权一个是控制海洋的权利,一个是开发利用海洋的能力,我们对于海权控制,就是海军的发展是非常不正式的。

　　我国正式重视海洋发展、海军建设是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后来提出发展航母、潜艇都是比较晚的,没有海权人家就到家门口来争海权,没有开发权的话人家就到家门口来开发你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意识到了海权问题的重要性,周边的国家也感觉到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强,本身感受到了这种威胁。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对主权的宣誓或者说确定,要优先考虑主权为先？

　　王佩云:我的看法是,要把经济开发作为一种维权手段来对待,我总结的和平维权是:第一是外交维权,结束国内的有关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把大家凝成一股力量;第二是行政维权,就是管辖权,按照《国际海洋法》规定要有人驻,要行使行政管辖权,包括执法维权;第三个就是法律维权;第四个就是经济维权,海权分为军事海权和经济海权,经济海权是开发利用的能力,比如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去了,既是一种开发资源,又是一种维权行动,开发可燃冰、海洋热能,把基地建在那儿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价值,一种维权,把经济开发作为一种维权手段来对待,这样维权的力量才能加强。

      4. “油气先行”共识 

　　就目前而言,几乎所有的中国海域都存在争议,争议海域的资源开采方面绝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的问题,首先可能就牵涉到主权问题,这不是作为开采主体的企业所能应对的。

      王佩云:过去国家在海洋方面的政策是“一事一报”、“一事一议”,企业没有主动权,非常被动,是典型的中国没有海洋战略的表现。现在走向南海,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 

　　南沙的主权谁去争？坚持和平维权,让企业发挥公司的力量,让公司走在前面,前几年提出的是“南沙维权,渔业先行”,但是“渔业先行”有很多问题,首先是冒很大的风险,国家没有风险补贴、燃料补贴等,甚至有可能被越南抓到或者渔船沉没,对渔民而言,往往是一条船像农民一块土地,1999年我采访过一个渔民,他的渔船被菲律宾撞沉后,一家人就没着没落。但这些针对渔民的补贴和救济政策越南都有,还鼓励渔民到与中国的争议区打渔。“渔业先行”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漂移,去了又回来站不住脚,而且渔民打渔是跟着鱼线走。

　　现在学界形成的共识是“油气先行”,中国海洋石油开发企业走在前面,钻井船往那儿一立,五星红旗一升,这就代表主权的存在,而且一个油田开采需要十年、二十年。

　　“油气先行”能够宣誓主权,至少能挽救一部分资源,具有资源保护和主权宣誓的双重作用,其经济价值、能源价值、战略价值都能体现出来。

　　您提到的“油气先行”,由中石油、中海油这些开采公司完成,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有资源保护的功能、主权宣誓的战略价值这几方面的优势,但也有一些专家提出另外一种思路,就是来源于中国“屯兵戍边”理论的“屯海戍边”。

　　王佩云:“屯海戍边”与“油气先行”一点都不矛盾,“屯海”最实际的还是搞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可以牵预警装置、信息装置,另外海洋石油是对水下勘探,几千米水深都能吸取,对地形、地貌很有了解,国家应对突发事件时也需要了解这些。

　　中国海洋石油开采企业对我国周边海域的水文气象的了解深入程度是不是已经很高了？

　　王佩云:是,有些海军去不了的地方,企业都可以去。另外还有一个设想,就是复原转业的海军军人可以一部分到钻井平台上,我们的队伍平时也搞民兵训练,这样军事素养就提高,一旦有战争,前线就移到前面来了,钻井平台就变为前线。

　　在海洋能源的开采中,我们看到国外有很多民营企业在做,但是中国的开采主体目前还看不到民营企业的身影,未来海洋领域的开发主体会不会有变化？

　　王佩云:原来中石油提出将吸收的民营资本注入到能源的开发里面,最现实的我认为是先走第一步,民营能不能发展起来就是下一步,民营公司到南沙没有十年八年很难具备这个实力。

      5. 陆海统筹的战略价值 

　　国家的海洋战略的形成,需要很系统的研究,才能针对性地进行战略性部署,缺乏海洋战略的背后一方面是缺少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现在哪怕我们已经有了海洋战略这样的共识,研究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跟上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王佩云:需要一个过程,启动了就好。这个首先需要国家的准确定位,我们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自己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明清两代定位没定好,完全定位为内陆国家,朱元璋搞禁海二百多年,基本上把海洋完全让给西方国家,到了康熙时期搞迁界,完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内陆国家来经营,所以长期坚持的是农业经济,晚清才认识到自己是沿海国家,但没有海防,其他国家会侵略进来,当时提出的是近海防御、近岸防御,经济上其实还是内陆经济结构,还不是真正的海洋经济结构。 

　　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应该是一个海洋国家,将来中国的活动应该是在太平洋、印度洋,这样才能支撑我们国家的后续发展。改革三十多年来,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消耗的是陆地的资源。现在国家意识到要到去海外寻找资源,包括三大石油公司去国外找油找气,但是找别人的是靠不住的。

　　真正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丰富的地方在海洋,现在我们也在研究走向太空,但是在走向太空前,要先走向海洋,所以,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中国要依靠海洋来支撑陆地的发展,“海陆统筹”非常有战略价值。

　　我看到的资料显示,在目前我国海洋经济构成中,海洋运输、渔业、近海旅游业等占了很大比例,但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如深海油气、海洋科技其实是不足的。 

　　王佩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非常薄弱,真正的应该是把海洋能源摆在第一位。海洋能源不光是油气,另外还有可燃冰,根据现在的勘探资料看,深海大概有400亿吨可燃冰,在南沙有大概140亿吨可燃冰,还有海洋热能,比如潮汐能、海流能等,这些能源都是再生能源,下一步国家的能源需求可能就依靠这些,所以要大力发展海洋能源经济、海洋畜牧、海洋养殖,现在是近岸养殖,污染很大,南沙很多礁盘最适合发展海洋养殖。

      6. 南沙非开发不可 

　　从历史上看,要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必须先有这么一个中转基地,当年郑和在马六甲也搞了一个基地,南沙对于我们国家发展海洋经济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辐射基地的意义？

      王佩云:对,没有这个走不远。南沙作为资源富集海域,是中国一笔宝贵的财富,资源意义很可大,但是作为战略,是一笔更大的国家战略财富,它的战略意义更大。 

　　我的想法是,中国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南沙非开发不可。第一,南沙对国防安全来说是前哨基地;第二,是走向太平洋、印度洋的前进基地,且对于海洋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产业基地。如果能从这方面去发展南沙,那么制定一个南沙战略应该是很快可以上,瞄准这么几个目标,往前发展。

　　官方、民间、学界对海洋经济的开发都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下面就进入了实操层面,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综合的产业规划,相关文件就提出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个海洋委员会。

　　王佩云:有这样提的,但这就涉及到国家重新立法,时间比较长,可能设立海洋工作领导小组更实际,操作起来快,能够统一起来。

　　如果是针对一个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直接在国务院层面搞一个领导小组,由一个副总理来做组长就可以,但海洋比较特殊,它涉及到军事、外交很多因素,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的活动空间是不是很小？

　　王佩云:那是从长远来讲,一些专家估计要搞海洋委员会,国家体制要重新布置,可能更难一点,上手快就是搞领导小组,两种意见都有。最关键的是要搞一部《海洋基本法》,日本早就有,美国有海洋基本政策,实际上就是一部法律,首先要明确海洋在国家什么地位,海洋怎么管理,海洋一些基本的法规要上升到基本法的层面。

　　这个机制在“十二五”会不会有突破？

　　王佩云:应该会有。现在各方都动起来了。

　　但我们国家往往一热就热起来,不好统一,对海洋问题一定要统筹,如果大家的积极性太高各搞各的,可能越搞越乱。

　　我们有一个观点,航天发展得很快是由于国家集中了财力物力,如果抓海洋像抓航天一样,一定会有所突破。

　　走向太空,走向地球的深层,下一步应该是海洋。海洋毕竟占了大于70%以上的面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现实的一块资源宝地和空间宝地,国家像重视航天那样重视海洋,集中国家的力量来做,估计很快会有爆炸性的突破。